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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3页）

“是！我一定把口信带到。”

曹总长就是曹汝霖。他接受李盛铎的忠告，仓皇走避天津，一看大小衙门及督军公署都挂出黄龙旗，心里就想：说徐州会议中，督军团都赞成复辟，必是事实。否则，各衙门不会预先备好早成古董的黄龙旗。

到得段祺瑞寄寓的盐商兼《大公报》老板王郅隆的住宅，发现段祺瑞屋子里，除了他的亲信曾云霈、徐树铮以外，还有个梁启超，因而踌躇，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这时段祺瑞已经发现，亲自到门口来招呼，“润田，你已来了！好极。”他说，“请进来一起谈。”

进门招呼过后，徐树铮笑道：“你看这份‘宫门钞’，张绍轩要来领导北洋了。”接着，递给他一份电报，上面是“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上谕”。

“我决定讨伐复辟。”段祺瑞问道，“润田，你赞成不赞成？”

“自然赞成。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军队可用？”

“近处只有驻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他也是我的学生，虽然平常不大接近，不过此人很忠厚，各方面都不甚往来，我已经派人去疏通，大概不成问题。”

“一师人够吗？”

“一师人自然不够。不过，廊坊有第十六混成旅，原是冯焕章带的，这一旅人很能打。冯焕章虽然不是师长，可是仍旧指挥得动。此人名利心很重，有法子可以疏通。问题是钱！润田，这方面，非仰仗大力不可了。”

曹汝霖料到必有这句话，便先问道：“要多少呢？”

段祺瑞吞吞吐吐地说：“督军团还没有离京，不知道他们的态度如何，所以要宽筹一点，大概有一百五十万，足可应付。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曹汝霖深为诧异。他一向跟那班武夫少接近，竟不知道督军团尚未离京！但也可能是这两天悄悄进京，来作壁上观的。

不论如何，照段祺瑞的话看来，督军团中很有人想俟机而动，支持复辟，所以先得发动“银弹”攻势，买得他们一个真正的“看客”的身份。如果做得到这一点，讨伐复辟的军事行动，便无后顾之忧。同时，在时间上也就不会拖长，对于百姓是有好处的。

于是，曹汝霖说：“既然如此，这件事要越快越好。可惜督军衙门也挂龙旗了。不然先向省库暂时挪一挪，随时我来想办法归还——”

“督署挂龙旗不要紧！”段祺瑞抢着说道，“曹仲珊已派人来过，表示他已经反正了。”

听得这一说，曹汝霖大为兴奋，“那好极了！”他说，“先请汪厅长来谈一谈。”

他指的是财政厅厅长汪士元。此人籍隶安徽盱眙，前清废科举以前最后一榜，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的进士，最初也是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以后不知是由于恬退，还是知机，不大跟袁世凯接近。不过对北洋军人是很熟悉的，段祺瑞一个电话立刻就把他找了来。

“向叔，”段祺瑞叫着他的别号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了讨伐复辟，急于要一笔军费，请你在省库中暂挪一挪，润田负责归还。”

“省库一贫如洗，哪里有钱可挪？不过，好得有开滦股票一百万，市价比票面来得高，可以抵借。”

“那好极了！就请你先拿股票借来一用。”

汪士元点点头说：“请总理出张条子，我马上把开滦股票送过来。”

“好、好！”段祺瑞随即提笔写了一张收据：“讨伐复辟之需，借用直隶财政厅所有开滦煤矿股票一百万元正。”下面署了姓名。

汪士元先不取收据，只说：“我亲自送了来。”

等他一走，段祺瑞问曹汝霖：“你有办法抵借不能？”

“天津日本银行的经理，我都不熟。”曹汝霖问道，“北京我可以去吗？”

段祺瑞懂他的意思，毫不迟疑地答说：“不要紧！我叫陆军部派车在车站接你好了。”

说完，段祺瑞便关照徐树铮亲自去联络。等汪士元将股票送到，北京方面也联络好了。

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找陆军部的周庶务，便是徐树铮告诉他的。曹汝霖不知道范国璋的底细，不能不耍个花腔，防他如果是张勋方面的人，听说他是受段祺瑞之托来跟王士珍有事接头，就不会再注意他的行踪。

摆脱了意外邂逅的范国璋，跟着小周上了汽车，直驶东交民巷。曹汝霖寻思，正金银行受日本政府管理，做这笔押款由于牵涉到讨伐张勋，或许会打电报到东京银行去请示，不但时间会拖延，更须防备走漏消息，误了大事。因此他决定到三菱公司，跟那里的经理秋山昱去通融。

一见了面，曹汝霖道明来意，只说有急用，要拿开滦煤矿股票抵借一笔款子，并不明说是何急用。秋山昱心照不宣，立即同意，照票面额抵押一百万元。当时便签了借约，秋山昱开出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在六国饭店吃了饭，曹汝霖连家都不回，搭车赶回天津，当夜将支票交了给段祺瑞，自然满意万分。

第二天上午再到王家，正好李思浩也到了。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的署长，手里有一笔“另款”可以动用。本来由于民国二年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大借款，是以盐税作担保，所以特设盐务稽核所，一向由洋人控制盐税收入，以便按期偿还外债。多余的款子，名为“盐余”，照道理可由中国政府支配，但洋人亦把持不放。理由是万一盐税收入不足，便可由“盐余”抵充。因此，“盐余”虽可作为中国政府的政费支出，但必须先经盐税稽核所审核用途，认为必不可少，方准动用。

这时的盐务署长是张弧，籍隶浙江萧山，与李思浩的老家浙江慈溪，都在钱塘江以南，勉强可算小同乡。李思浩是盐务署之下，三个厅之一的场产厅厅长。两人的公私交谊都很好，有事悉心筹划，终于让他们找出一条得以争回部分控制权的路子。

原来从清末以来，各省应解盐税，例有拖欠。所以每年解送的税款，新旧掺搭，即是大部分为新收，小部分为旧欠。他们找洋人交涉，说“盐税担保大借款，是指民国二年以后所收的盐税而言，补缴民国二年以前的旧欠，不在其列。因此监务稽核所对于这部分税款，无权干涉”。

这个理由洋人驳不倒，只好将附在新收中所补缴的旧欠，另外列账，名为“监务另款”，每月亦有数十万元之多，是监务署可以自由支配的。段祺瑞讨伐复辟，需要一百五十万元。整数已有着落，所缺的五十万，要求李思浩筹措。

前一天晚上，彻夜用电话联络，李思浩不负所命，提出“另款”，另外又借了一笔钱，凑足五十万，及时送到。万事齐备，“东风”亦不缺，就只待跟冯玉祥去疏通了。

冯玉祥其时由于徐树铮、傅良佐的排挤，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调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为了表示消极，在京西三家店附近，天台山上的一座庙中读兵法。得到“龙旗又挂了起来”的消息，他是不甘寂寞，唯恐天下无事的性情，所以立即动身下山，在三家店乘车到西直门，转道丰台。

巧得很，一到丰台，便遇到第十六混成旅的军法官薛笃弼，他是代表全旅官兵，来请冯玉祥回廊坊主持参加讨伐复辟，而实际上是段芝贵的委托。所以到了廊坊，冯玉祥先不下车，径去天津，却不是去会段芝贵，而是去看他的娘舅，做过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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