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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我则更怀疑，以为它就还未有，近十年来北大的作为实在只是“幼　稚运动”，那种“新文化运动”……实无功罪可说，而有人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　“文艺复兴”，殊属过奖，试观中华之学问艺术界何处有一丝想破起讲之意乎？　北大某系为世诟病，有人以为（校内〕把持之薮，有人以为（非圣无法）捣乱之　源，第一问且不管，若第二问亦大冤枉，我看本预科各教授亦犹是普通教员’　学生亦犹是普通学生，其思想行动无一点异于常人也。安国军现将合并九校，　此举我虽未必赞成，觉得这样办亦无妨，因我也觉得北大或其他各大毁坏殊　不足惜也。⑩

“孟真”即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文艺　复兴’”，指的是胡适。接着这段话，自以为有功于国民党的周作人，再一次把　攻击目标锁定在以《现代评论》为舆论阵地的英美派身上：“闻现代诸公在东　南甚得法，新月书店又已开张，喜可知也！殊令有‘蒋总司令’的革命乃是为他　们而革的之感焉。”

1928年7月1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更加明确地站在与英美派为敌　的李石曾一边：“北京已改为‘北平’，但此外无甚改变，我们久居段张治下之　京兆市民，至此已大觉骇异，自然并不骇异其不改变，只是骇异五色旗居然可　以撕去耳。所幸大元帅虽走，犹有阎总司令来卫戌京津，尚能沐直皖之余泽，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51

此诚我京兆人之福也。闻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李玄公于昨日到北平了，想　‘中华大学’可以渐渐组织起来，唯现代派诸‘君子’似因此有点灰心，无再来　平重张旗鼓之势，确否待证。”

“李石公”就是被任命为国立中华大学代理校长的李石曾，“李玄公”即　李玄伯（宗侗〉。所谓“中华大学”，是计划在张作霖时代合北京八校为京师大　学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的新学校，这所并没有真正组建成立的大学随后被改　名为北平大学。周作人在这封书信的正文之后，还特别追加一句话以介绍英　美派的内部歧异：“日前看见外交部张参事歆海，他对于胡适之陈西滢诸公　稍致不敬。”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周作人饶有兴趣、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法日派在学　界斗争中的大获全胜：

“中华大学”尚不知何时成立，虽能否免于欠薪殊不能知，但总希望你们　可以回北平来。朋友中多已高升了，玄伯开滦局长、北平政务分会委员，尹默　河北省政府委员，叔平、兼士、半农古物保存会委员，玄同国语统一会委员，幼　渔管天文台！只有我和耀辰还在做“布衣”，但耀辰恐不久亦须“出仕”，因他虽　无此意而风举等则颇想抬他出来，风举自己尚未有印绶，唯其必有一颗印可　拿则是必然之事，故亦可以“官”论矣，观于每天坐了借来的汽车各处跑，可以　知其贵忙矣。我所等候的只是“中华大学”或者还有“日本文学系”，我仍旧可　去教几点钟书，假如没有则亦罢了，反正过去一年也关出在“京大”之外，也仍　可以敷衍过日也。

8月2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谈到胡适：“你想再留学，恐怕须得在大　学院该管司科设法，那么何妨去找陈剑修之流一下呢。或者更好是去麻烦胡　博士，在北方的人看去他似乎是太上院长，一定很有效力的，但这句话自然不　能叫博士知道，他一定是不承认的。”

随着北京学潮的发展，周作人想在“北平大学”重建“日本文学系”的希望

52　｜民国臂崧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再度破灭，他在1928年11月30日致江绍原信中愤然写道：

前日北大“武力护校”，打碎许多东西，学生会又发可笑的电报，自称“重　伤多人”，以撒诳为能事，此辈以重打赵家楼自豪，其实乃五四精神之败类，北　大前途因此未可乐观。他们反李而拥蒋，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学　办法亦系蔡在任所时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现在又已提议停止青　运，不知何以如此为学生看中也？闻北大护校一派人对于所谓语丝派猛进派　均欲打倒，唯现代派可以拥护，此虽亦是流言，或不无几分真实。

所谓“蔡固系五四之首魁（？）”，透露的正是周作人对于蔡元培的不满与　不屑。随后，他又主动向江绍原解释说：“北平学潮究不知原因何在，……唯反　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作官可用为说明，……”

1929年初，南京教育部决定原北京大学改称北平学院，仍旧隶属于北平　大学，由“某籍某系”的陈大齐（百年〕任院长。1929年3月8日，江绍原在致周作　人信中表示说：“‘大斋’公回北大，亦佳。否则我以为此席应由先生担任。”0　到了7月20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回应说：“北大将独立，校长则以　蔡太史呼声为高，唯不佞甚反对，其理由告知川岛，今不赘。我想最好还是请　百年续办，而令其辞去考试院的官。……北大师生至今尚迷信蔡公，甚奇。至　于不佞则反蔡而不拥李。近来很想不做教员，只苦于无官可做，不然的确想改　行也。”

在此后的岁月里，“苦于无官可做”的周作人始终没有在中国政府的官僚　体系中谋到官职。等到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之后，他先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　馆馆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国府委员之类的官　职。由于周作人实在不具备做官从政的实际操作能力，反而被人门弟子沈启　无等人包围玩弄，于是便出现了　1944年3月15日的《破门声明》：“沈扬即沈　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　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0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53

四、“包围”蔡元培的汤尔和与沈尹默

相对于周作人来说，沈尹默显然是较为成功的“包围者”。不过，沈尹默的包　围成功主要不是体现在蔡元培身上，而是体现在李石曾身上。据傅斯年回忆：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　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　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　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　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压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　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　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　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　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　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　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在傅斯年的心目中，是把蔡元培当成“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的　“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的完美形象加以崇拜和歌颂的。现实生活中的蔡元　培其实并没有如此神圣和美好。相比之下，《钱玄同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更接　近于历史事实：“午后到大学，半农、尹默都在那里，听说蔡先生已经回京了。　关于所说‘整顿文科’的事，蔡先生之意以为，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　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让独秀做教授。如其他　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我。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　我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国。这个办法我想很不错。”⑩

傅斯年所说的“两谋客”，指的是年纪较大的汤尔和与年纪较小的沈尹　默。这两个人正是促使蔡元培以非常手段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的幕后黑　手。不过，时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无论对于蔡元培个人还是对

54　｜良国嘴头

｜　^政学两界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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