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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还不确显的商业精神，还将在缔结未来中国商业精神的途路上，显现其源头的力量，这就是“六经”的力量，虽然看不见，但无处不在。或许，同仁堂的堂训会被人们忘记，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之类的训诫，依旧会水一般流淌在中国财富明星们的商业行为中。西方的商业技术不可能在短期内将之替代，因为它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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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纷争中的“政治牌”是一张臭牌

惯打“政治牌”的*再能算计，也不可能预料到，他会成为中国自行车协会（以下简称“中自协”）炮打倪捷的一张“政治牌”。2006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帷幕甫一撩开，中自协就拉着浙江电动车制造商倪捷出场了。我们看到的一份以中自协名义起草的“紧急报告”，对央视说，“电动车维权事件”中声名远播的倪捷，“不宜做年度经济人物”。理由之一是，500余日前，倪捷赴台北出席了一个由*亲自剪彩的自行车展览，“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我们认为，中自协的“紧急报告”，有将商业纠纷变成政治陷害的嫌疑。中自协呈送给央视的“紧急报告”，是由副部级的中国轻工业协会辗转送达的。“紧急报告”中陈述的一条条理由，是一张张反对倪捷参选年度经济人物的“牌”。近年来，倪捷为电动车标准之争，与中自协交恶已久。中自协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从他们对倪捷的认知出发，凭他们对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条件中的“责任”的理解，给央视呈送“紧急报告”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以*的名义，借敏感的台海问题，打“政治牌”，陷人以不义，就不对了。倪捷说，他在那次民间*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他只是在100米之外远远地看了*一眼，他相信*一定没有认真瞥过他一眼。他指责中自协打出这张牌用意险恶。倪捷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熟悉中国政经情势的人们都能掂量出“政治牌”的分量。中自协作为一个在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合法组织，有对倪捷进行监督的权利，有向新闻媒体检举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的权利，但他们没有在商业纠纷中搞政治诬陷的权利。

中自协的行为令我们倍感遗憾。我们始终难以相信，中自协会在一个告别“阶级斗争”思维的国家，在宪法增添“国家尊重和保障*”的今天，打出这么一张“臭牌”。我们的记者联系中自协，试图确认路人侧目的“政治牌”是否真的出自他们之手。可是，他们没有回音。如果中自协真的写出了这样的“紧急报告”，我们的失望是难以言表的。国家为什么要将国家轻工业管理局变成轻工业联合会，为什么不在发改委设一个自行车管理局，为什么要将有“二政府”性质的行业协会努力推向民间？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国家和社会相分离的环境，一个有利于政治稳定经济腾飞社会和谐的土壤，中自协的“政治牌”是与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目标背道而驰的。这张“政治牌”表明，在市民社会初具雏形的当下，旧的不健康的政治思维，还像一根没有剪除的脐带，缠绕在市场经济的藤蔓上。

倪捷应该感到幸运，我们应该为中国的进步感到高兴。*这张“政治牌”，在一个奥运会即将举办的国家，杀伤力已大不如从前。尽管盖有副部级公章的“紧急报告”，真的如倪捷所说，让最初出现于浙江卫视的他的影像，在央视播放时全部剪除，但他毕竟没有失去自由，为他办理赴台手续的地方政协、地方台湾事务办公室，也没有与他划清界线，而是积极地为他证明，证明所谓的“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们的高兴能持续多久，我们能高兴到什么程度，接下来就要看央视的了。我们采访央视有关人士的努力没有奏效，但我们愿意耐心等待，等着看国家电视台在一张莫须有的“政治牌”面前的表情，我们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仅仅因为一张“政治牌”，就将一个商业明星，从2006年度经济人物的评选中悄悄剔除。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央视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商业电视台，它在倪捷遭遇“政治牌”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值得我们关注。它就像一把尺子，可以清晰地丈量出我们与“*思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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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

新闻是我们这个国家众多“天花板”效应中的一个。它像一把尺子，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复丈量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新闻是站在云端和我们说话的，现在，它还没有完全走进人间，可是，在某些时候，它们已经和我们靠得很近了。关于它的是是非非，我通过若干个案例，发表了一通“流言蜚语”，但愿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脉动。

我们是记者。我们以采掘新闻为天职。我们传播新闻，让住在小村庄小市镇里的平民像国王一样，享受知道的权利。我们的前辈，用马匹，用驿站，用邮差，用电报电话；我们用传真机，用可视电话，用手机，用“伊妹儿”。采集传播新闻的手段始终在变，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自由而负责任地传递新闻，让公开、充足、未受污染的信息，驱散密室的阴霾，填平不对称的信息鸿沟，福佑公众。尽管真相永远在他处，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我们的老板可以和客户讨价还价，我们会因为所在媒体的广告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这不是我们贱卖自己的理由。足够的酬劳，完备的合同，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可收入不是我们出卖公众知情权的借口。我们不是被人用枪逼进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我们可以选择做银行家，我们也可以选择福利薪酬更优厚的媒体公司，我们不是终身受雇于哪一家媒体的“包打听”。

我们不是神话中的人，撒谎一次不会成为撒谎者，受贿一次亦不会成为“文丐”，但选择以记者为职业，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尽可能客观、公正、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新闻当作商品的话。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但我们不能因之而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

我们不是商人，但我们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与其他媒体竞争。我们参与竞争，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媒体市场，才能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

我们是记者，不是政治家。像政治家宣示的一样，我们信奉自由、*、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好的价值观。和百年中国新闻史上那些灿烂流芳的名字一样，我们视宪政中华为基本理念，认为宪政是最好的政治安排。但我们的职业是记者，不是政治家。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不是新闻的制造者。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争取自由、*、法治、*、宪政的路径，是记者的职业手段，而非政治活动。我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我们不能利用记者的权力，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粗鲁地硬塞给读者观众和听众。蛊惑，煽动，打倒，改良，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仅仅负责报道。当然，任何一个记者，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我们所要争取的，是竭尽所能地限制我们参与政治的冲动，而不是放任。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为公众守夜的“狗”，我们的使命是发现问题。理论上说，政治家也背负同样的职责。但西方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家作为“家”的才华，有时候在于制造话题。备受关注的话题是我们靠近公众的武器，但我们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记者的职业定位，决定发现问题比制造话题更重要。转轨时期的中国，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如何理解“痛”的性质，用什么样的良方去医治“痛”，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而不是哗众取宠，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眼球。

政治家看重意识形态，我们也是。就我们的现实而言，规范比意识形态更急迫。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业是一个行业，记者是一个职业，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据悉”？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可用“等等”无限罗列的技术问题，是否真的已被我们掌握？

看看我们过去的报道吧，想想我们有没有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有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替代新闻业的技术准则？我们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的争执，就先验地假定政府在打压私营企业。不能一见大火矿难，就确定*的主题，再让事实迁就于观点。过去，我们失望于前辈同行“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新闻价值判断，现在，我们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糟”的窠臼。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请返回我们的原点，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视客观公正为我们头顶的灿烂星辰，以免像少数政治家那样，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像少数商人那样，被利润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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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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