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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4页）

“张勋还见了三位太妃。”耆英又说，“还赏了酒宴、克食。张勋感激涕零，向臣说是‘感激天恩，粉身碎骨，不足图报’。”

“噢，”溥仪问道，“他还说些什么？”

“他说皇上天亶聪明，前途无量。他从见了皇上，主意更打得定了，一定要把大事办成。”

大事自是指复辟。溥仪便又问：“什么时候可以办成呢？”

“快了，快了。不过不能说准日子。一半人事、一半天命，要等机会。反正皇上万安，‘南陆北张’，有这两支朝廷柱石，大事着实可为。”

张勋离京，陆宗舆回国。此行彻底失败，早有东京来的消息，所以经过上海时，备受遗老责难。还有知道他在徐州跟张勋折冲那一段经过的，批评更为苛刻，说他不仅“外交”未曾成功，“内交”亦未办好。

上海遗老的倾向，从对陆宗舆的责备中可以看得出来，复辟是赞成的，但希望由徐世昌来主持，而对张勋不免存着疑问。这也难怪，遗老大都是翰苑出身，瞧不起张勋这个大老粗。其次“辫子兵”的军纪，实在不堪领教。北方不甚清楚，在江南的，见闻较切，都认为“辫帅”一旦得势，纵兵殃民，是必然之事。此外都还有一种若有似无的隐忧：张勋如果成了大事，六朝、五代的篡弑相寻之祸，恐不可免。

这些有形无形表达出来的意见，对徐世昌是鼓励，更是警惕。静中熟虑，认为复辟这件事的做法，宜暗不宜明，宜静不宜动。随机应变，因势利导，进则别创一番事业，退亦可保眼前的富贵，最为上策。

因此，对于复起的府院之争，采取观望的态度——府院之争复起，是由于对德宣战问题。这原是早就存着歧见的，段祺瑞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展开有利的行动。这年——民国六年二月二日，德国发布海上封锁通牒，实行无限制的新潜艇政策。中立国的船舰在公海航行，亦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段祺瑞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决定在对德宣布绝交后，继以对德宣战。

黎元洪在事先已看到这一趋势，特为策动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进京调停，因为冯国璋在这年元旦，曾通电京内外大员，呼吁总统信任总理，总理秉持大政，参众两院力持大体，希望消除总统府、国务院及国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争端。黎元洪认为他的立场，应该是可以争取到段祺瑞的尊重的。

由于这一次府院不和的原因，主要是对德政策。因此，黎元洪在冯国璋到京以后，特地举行了一次“外交特别会议”。除了段祺瑞、冯国璋以外，被邀的还有徐世昌、王士珍，以及梁启超、荫昌。

梁启超是赞成对德宣战的，而且冯国璋进京担任调人，亦是由他所建议，因而被邀与议。荫昌是旗人，不但是留德的前辈，而且是有名的德国通，德语精通到市井之言亦无不熟悉，因此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庚子拳匪之乱以前，发生“胶澳事件”时，协助翁同龢、张荫桓办理对德交涉，便已崭露头角。他做过袁世凯的侍卫长，袁世凯之亲德，据说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量。这样一位专家，在外交特别会议研究对德政策时，他的发言，当然会受到相当的尊重。结果，做成一个保守的决议，等于维持现状。段祺瑞在这件事上，又受了一次挫折。

当然，段祺瑞是决不会放弃他的主张的。经过智囊的研究，认为在外交上可以先做对德绝交、继以宣战的准备工作。于是拟了一道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令，转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中国与德绝交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向对德作战的各协约国探询：中国如果加入协约国方面，出兵打德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日本，正以参战需要军事物资的理由，在进行借款。这道电令非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于借款谈判，是有帮助的。

但是黎元洪拒绝发布这道电令，理由是此事须得国会同意。段祺瑞大怒，即日提出辞职书，而且不等批准就专车出京回天津了。

这件事，当然是黎元洪做得过分了些，所以经过热心人士一番奔走，而且由冯国璋到天津劝驾，在保证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条件之下，段祺瑞终于回到了北京，照旧到院办公。

复行视事的第一件公事，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绝照发的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报。第二件公事是给国会的咨文，提出对德绝交案，参众两院，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布对德断绝邦交以后，各省表示反对，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电，纷至沓来。有一通电报，来自寂寞已久的康有为。

一入民国，康有为的声光，远不如他的高足梁启超。但从袁世凯死后，复辟之说一兴，康有为所起的作用，便又非梁启超所及了。

不过，康有为的主张复辟，并非全然照宣统三年的老样子。他在遍游欧美以后，思想比保皇党时代已有所不同，提出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当然，张勋搞不清“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区分，只觉得康有为曾是保皇党的魁首，现在既然拥戴大清朝的皇帝复位，自应借重康有为，所以派他的秘书，也是“万木草堂”弟子的潘博，将康有为接到徐州，尊以上宾之礼，口口声声称之为“老师”。

其实，张勋之尊礼康有为，另有目的。在督军团中，张勋自觉资格比冯国璋相形见绌，从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以后，更难望他能奉张勋为督军团的领袖，因此打算着利用康有为去做说客。

康有为欣然同意，由原是冯国璋幕僚长的胡嗣瑗，陪着到了南京。冯国璋东阁延宾、西园载酒，礼数不但周到，而且显得极其亲热。

“华甫，”到得酒酣，康有为大咧咧地直呼冯国璋的别号，“拙作《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不知你看过没有？”

这篇文章是在“洪宪”帝制取消以后所写的，公然主张复辟。梁启超那时还在西南，老实不客气地以《辟复辟论》教训了老师。而且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说“国体不许变更，乃国民一致之决心，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给康有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因此，这时候要试探冯国璋，首先便须了解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

“这样的大文章，哪里不能看。”

“尊见如何？”

“自然赞成。”冯国璋不满张勋的骄横跋扈，乘机说道，“不过张绍轩不够资格办这件大事，南海先生如果肯出山，我一定执鞭以从。”

冯国璋的这种态度，康有为在回到徐州以后，当然不便实说，他只告诉张勋：“华甫是赞成复辟的。没有问题。”

张勋已另外定了个主意，听得这一说，正好接话。“既然如此，我想请你老再辛苦一趟。”他说，“到京里再探探段芝老的口气。”

原来几次徐州会议，段祺瑞都指派徐树铮出席，名为支持，实际上却是“观变”。徐树铮本就富于机智，长于肆应，对于复辟问题，虽未表示反对，但亦始终没有什么热心的表示。因此，张勋由莫测高深而深感困惑，希望康有为能为他“破惑”。

康有为欣然同意。照他的意思，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袁世凯告密，缇骑将至，仓皇出京，从戊戌到这年丁巳，恰是十九年。如今进京，亦犹如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历尽艰辛，终得重睹汉家威仪，有许多感慨，可向报界发表。但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极力劝说，各界对复辟之议，颇为注意。康有为以保皇党党魁，目标太大，会引起许多流言，增加许多阻力，非智者所为。因此，只得躲躲藏藏地悄然进京，而且也不得亲自去看段祺瑞，托一个老朋友去跟段祺瑞探口气。

所托的这个老朋友，就是颇受黎元洪尊敬的湖北耆宿周树模。他去看段祺瑞时，恰是国会除研究系以外，其他各派各系，都在研究如何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杯葛段内阁时，一提此事，正好触发了段祺瑞的牢骚。

“民主再搞下去，非搞得通国皆乱不可。照目前的情形，非君主不能止乱。不过，只能用形式，不能用精神。”

这话转达给康有为，惊喜莫名。“段芝泉深获我心，你看，他的说法，跟我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有什么两样？”他对潘博说道，“段芝泉是赞成了，我到天津去看徐菊人，问他是何主见。”

徐世昌与康有为是二十多年的老友，在甲午以后，戊戌以前，过从甚密。康有为设强学会，袁世凯捐银五百，是最主要的一个支持者，而康、袁之间的桥梁，就是徐世昌。不过，他们也二十年未见了，执手欷歔，有着谈不完的旧事。不过，徐世昌还是存着戒心的，因为康有为翻云覆雨的手段，绝不会如一介武夫的张勋那样容易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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