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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共利益的宗旨在“做正确的事”的媒体，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做到“正确地做事”。

或许公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基于商业目的而扒粪。曾经，我们对官方主流媒体中的少数记者“黑吃黑”，深恶痛绝。而今，我们发现一些以市场化媒体自居的传媒，也开始奉行“绿林好汉”的逻辑。据信，不久前的一家媒体，在质疑一位富豪的时候，曾数次将写好的稿子，交给被质疑的大亨，希望换取1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我不知道，这样的行径与繁峙矿难中收取金元宝的新华社记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还有一种扒粪是为了争夺眼球。在眼球决定成败的今天，一些媒体试图闯入“禁区”的冲动，异常强烈。能不能在有粪的禁区内打好擦边球，有时候被视作眼球争夺战中的核心竞争力。为了闯入有粪的禁区并全身而退，铤而走险者开始在“政治正确”上下工夫。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报刊如何在类似“仰融事件”的报道中，高举着国家利益的大旗，置法律的精神于不顾，单方面为打倒仰融献计献策，对这样的扒粪，对这样的扒粪立场，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粪堆上插鲜花”。

我最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扒粪——基于道德判断的揭黑。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它在动机上要纯粹洁净得多。关乎富人的财富来源于“肮脏的原始积累”的判断，成了他们扒粪的源动力。发现疑点而后调查之，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天然属性，然而，我们切不可将疑点当作事实，用道德上的怀疑取代必要的调查采访。我们要采访当事人，而不仅仅是接近消息来源的“知情人”，我们要核实传闻，而不是捕捉传闻作为拉长文章的“料”。虽然连官方的司法机构也未必有能力将涉及权力和市场的大人物调查清楚，但要求媒体调查清楚之后再揭黑，并非苛求。

据说，今天很多媒体对揭黑的兴趣，来源于《财经》的经验。一般的说法是，《财经》因为“银广厦陷阱”等揭黑文章，同时赢得了“两个效益”。闻此说，我想到了“银广厦陷阱”那则报道中的一纸证明，一张由天津海关出具的证明，那薄薄的一页纸，是调查的力量，是证据的力量。那些准备大搞特搞的媒体，在大扒特扒之前需要想一想，我们能准备那样的证明吗？

套用法学上的一个说法，除了实体正义，我们还需要程序正义。在扒粪的时候，我们同样崇尚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我们不是为了扒粪而扒粪，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他什么目的出发。我们需要对市场和权力保持永远的警惕，但我们不可以怀疑一切，更不可以在莫须有的情形下，捕风捉影，任意进行舆论鞭挞。毕竟，扒粪不是泼粪，泛道德角度上的理直气壮的原罪式质问，并不能替代基于事实的采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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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悲剧的宪政缺陷

近几年，“宪政”成了诸多媒体最为喜欢的一个“新词”。留意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民间舆论自况的报章，大多使用了这个100年前受中国报刊宠爱的“旧词”。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欣慰于这个体现媒体宪政自觉的好现象。如果没有“黄万里反思”现象的出现，我的这份良好的感觉，还会延续下去。

关注报纸读书版的人们，可能早就注意到，*山西省委党校赵诚先生的传记作品《长河孤旅——黄万里传》，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了罕见的波澜，也受到知识分子气质浓郁的媒体的追捧。实事求是地说，就文本价值而言，这本传记并没有多少让人惊讶的突破。身处媒体圈中，我晓得媒体的兴趣，不在于黄作为黄炎培二公子的出身，也不在于他是拿过美国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教授，给人震动的是他敢说真话的勇气，卓尔不群的独立精神。　黄是位3年前谢世的先人。喜新厌旧的媒体热炒一位故人，委实因为这位故人的故事，还延续在今天的现实中。

2003年，渭河流域发生5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50年一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无论是陕西省，还是中国水利部，均有官员指称渭河水灾祸起三门峡水库。惨痛的灾祸让人想起当年的黄万里。据赵诚的传记，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黄一个人孤独地反对三门峡建坝，并因此步入坎坷。

我以为，媒体对黄万里的青睐，和最近两年来中国的水灾，以及大坝“跃进运动”息息相关。反思渭河水灾的报道尚未结束，年初香港《明报》爆料说，引起邻国不安、招来内地学术环保界非议的云南“怒江13级水坝工程”，被国务院总理*喝停。正是一个个关于建大坝的公开新闻和坊间传闻，加剧了民间立场的媒体怀念黄万里的心情。善于“叶落知秋”的媒体，借此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立场。

本来，媒体的努力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媒体对黄万里悲剧的反思，过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远离公共事务决策机制这个更为紧要的话题。两个多月过去了，媒体上以书评方式反复出现的反思主题就是黄万里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三门峡水患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媒体一味地激辩士大夫精神，未免舍本逐末。

个人以为，我们对黄万里的反思应当着眼于科学*的决策机制，这是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内容。过去，我们的大坝工程看上去是科学家决策，实际上却成了政治家决策。遥想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三门峡水库之所以能够快速立项并上马，委实离不开“圣人出，黄河清”的封建思维。最近5年来，不少人在讴歌三峡工程的时候，依旧不约而同地从孙中山的理想和毛泽东的诗歌中，寻找“立论依据”。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东西。试想，为什么黄万里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反对派？为什么黄万里总是不停歇地给政要们“上书”？一个公民社会，是不需要“上书”这样的封建社会的行为方式的。

很遗憾，媒体的反思大多与公民社会、代议制无关。说得偏激一些，大家在反思中不停赞叹的士大夫精神，恰恰是我们不提倡的。数千年来，“文死谏，武死战”一直是有道义的臣子们信奉的为官准则。冒昧地说一句，我们对“死谏”这样的士大夫的精神的赞颂，潜意识中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臣民思维在作祟。

人在利害面前，多是趋利避害的。当年，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佛思案件一怒而著《我控诉》时，不同样是“千人诺诺，一士谔谔”吗？人性向来如此，高尚者只是少数，卑劣者也是少数，惟有内心存留正义但选择沉默者是大多数。左拉的愤怒最终在个案上赢得了胜利，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相对于今天固然落后但彼时却最为先进的宪政体制。

媒体想拿黄万里说事儿，不能一味地申述士大夫精神，嘲弄曲意承上者塑造的昆德拉式的“玩笑”。重要的是，要认清黄万里人生悲剧的宪政缺陷，恢复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尊严。

“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

我们认为，让电视新闻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回归民间，让电视媒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是“零距离”的一个重要贡献。毋庸讳言，就中国传媒生态的整体性而言，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大众传媒在新闻制作这个层面，依旧没有实现大众传播的美好期待。虽然在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力的传媒和节目正在快速成长，但它不可能摆脱在小众范围内传播的窘境。“零距离”持续攀升的惊人的收视率，在一个纸媒体当道的城市，为大众传媒的大众性画了一个无限接近的“圆”。他们在实践中开始的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技术创新，使“大众传媒是大众的传媒”成为可能。他们邀百名摄影师千名线人加盟节目，不仅从技术上拓展了新闻信息源，还从效果上提高了传媒人期待已久的公众参与度。他们在技术上让60分钟的卫星直播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成为“常态”，让国家大事和百姓遭际，以更为快捷的速度、更为新鲜的质地抵达普通民众，从而满足了大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的欲望，极大地实现了大众吁求已久的知情权。

我们认为，“零距离”以平视的目光，将媒介的底层关怀真正送给了底层民众。他们以民生电视新闻模式，张扬了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制作的是民生新闻。大量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是“零距离”最显著的标志。我们发现，官方活动和会议新闻经常被压缩在屏幕下方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出现。在一个以周为周期的随机抽取的时段内，170条新闻中，负面和批评新闻多达93条。他们像市民的孩子一样，进入了市民生活。他们在两年的坚持中，道尽了那个城市的底层愿望和困厄。他们对百姓投诉的诚实态度，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底层生活原生态。

我认为，“零距离”同时实现了传者和受众的政治关怀，并成为民众和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润滑剂。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除了南京，还有哪个城市的人们在晚上7点这个黄金时段，将眼球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时政社会节目中，转移到当地的新闻节目上，从而使得强势话语权在握的中央电视台感到危机。我们今天还难以完全洞悉“零距离”的出现对公共服务媒体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他们的意义非凡。没有哪家公共电视台会怠慢时政新闻，也极少有哪个能走出“规则决定命运”的峡谷。我们发现，当大多数传媒机构在非批评即表扬的二元困境中嗟叹时，“零距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寻求到舆论监督和政治昌明并行不悖的出口，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半*化的桥梁，进而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长江大桥的收费站该不该拆？”“南京地铁列车应该是什么颜色？地铁票价多少才算合理？”“零距离”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他们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赋予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媒体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而不仅仅是让希望便于管理的统治者或者谋取个人利润的商人受益。

我认为，“零距离”业已成为仰仗于官方资源成长于民间社会的非官方非民间的第三方力量，成为一个多元的交换公众意见的平台。他们没有像精英传媒和精英人物那样抽象地讨论公正、自由乃至*这些概念的含义，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和新闻自由的到来，准备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底层关怀和政治关怀，都是在妥协中取得的。但是，在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笑话“零距离”在前进中表现出的妥协性。相反，他们还会在以下问题上给困惑中的中国传媒以启示：如何以知识分子不太习惯的商业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如何谋求新闻技术和思想上的创新，从而让大众传媒从天上回归人间？如何让我们从自以为是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放弃那些似是而非的伪问题，讨论真正关乎民生的真问题？如何将“民众是大众传媒的主人”，从呼喊多年的口号落实成行动？

我认为，“零距离”或许会在往后的商业竞争中陨落，但她的先锋姿态，永远不会过时。“零距离”的意义，将在中国其他的角落以其他的方式，彰显出其作为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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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的变化（1）

历史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却可以提醒我们如何判断未来。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间点上，我们不想遥望未来，只想返观2003年3月以来中国的情势变迁，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三个不同的维度，从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两股力量、三重矛盾，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经格局，以资视大国兴衰为自身责任的“匹夫”们，激辩中国未来可能的变化。

政治领域：不浪漫，也不保守

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版本的政治*模式，以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新闻自由为视角，观察2003年3月以来的中国政治，我们会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海外舆论指称的“*体制”也没有多少“新政”的色彩。但是，只要稍稍转换一个视角，考察政府体制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关系、公民社会的发育，我们将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好长一段路。

最近7年，中国的政治情势是稳定的。2002年秋天*十六大选定了*新的最高领导人，此后7年，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虽然发生了新老交替的局部变化，但这一变化是正常的稳定的。在中国，领袖人物的稳定性，往往决定着政策、政治、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显然，最近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生前宣称的“坚持党的领导”，依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不动摇”的“基本面”。

但，“不动摇”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肇始于党内*的“随风潜入夜”式的渐变，在中国政治领域“润物细无声”地流动着。*十六届三中全会，出人意表地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第一项议程，发出了以*为总书记的*中央，决意发扬党内*的信号。随后，四川雅安市举行了*执政以来第一次县级党代表*。在*的实践中学会*，以党内*促动人民*，成为观察人士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判断。

最近7年，在人大、政协这样的宪政平台上，“协商*”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风向标意义，越来越明显。2004年，执政党自己发出“执政面临考验和挑战”的声音。诸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举措，意味着*将努力实现从拥有绝对领导权到合法性执政的转变，由“封闭状态下执政”走向“开放状态下执政”。2003年以来，*在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庆祝人大成立50周年、政协成立55周年的历次讲演中，都突显了宪政的价值。从私营企业主代表盛况空前的十届全国人大，到“私有财产”入宪；从无党派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到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不知凡几的政治安排，谕示执政党正在利用人大、政协平台，与社会各阶层展开政治对话和利益协商。

*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向的领导，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完全的自由主义决不可能，但权威主义的痕迹将进一步淡化，以协商为基调的基层*将向更为广阔的层面推进。2005年，浙江温岭市泽国镇财政体制改革，把被中央编译局授予“创新奖”的“*恳谈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协商*”，一个不过20年历史的西方*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2005年春天，*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撰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的一种形式，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可能的变化（2）

最近7年，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改革从未发生，但替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行政体制改革，却在飞快运转。政治问题行政化，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2004年，《法治政府十年纲要》出台。新一届政府向全体公民承诺的公开、透明、高效、廉洁、*，这些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遵循的行政原则，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尊重，尽管政府一时还未必能做得像民众期待的那样好。从2003年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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