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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蒋介石的骨头里渗透着的中国道德传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了解他的历史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强盗来了，他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这就是他的道德本质所在。而在此时，他对侵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强盗讲起善心来了，发起慈悲来了。他的违背世界公理，对敌人罪恶的袒护，极其轻率和荒谬地回答了仅在抗日战争中就惨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民。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的财产损失，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仅直接损失（如掠夺金银、设备等），可掌握的数字就达14亿美元之巨，这当然还不包括数以百亿、千亿计的间接损失在内。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财政支出才7。7亿美元。要让日本帝国主义赔偿的话，即使拿出每年日本政府财政的全部支出部分，也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中国人民。但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和后来的某些原因，没有使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蒋介石的做法，使日本侵略者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宽仁”，当然要感激涕零了。

日本侵略军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当时蒋政府的“宽仁”做法和当时他的感受作了回忆：

“8月15日这一天，我彻夜不眠，感到无限忧烦。特别当我听到14日夜陆相阿南剖腹自杀后，更使我惊魂不定。但在16日，当我收到蒋总统要我‘忠于职守’的电报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据冈村供称：停战后，“中国官民”对他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友好”。蒋介石对日本人最集中的北平、上海等地，分别派其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接收。工作进行得非常“圆满”。汉口的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特向驻汉口的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9月9日，国民党陆军司令何应钦，率领参谋部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进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向冈村表示：“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日军侵略头子冈村对蒋政府的“友好态度”真是感激不尽。他说：“当时如此言论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对日友好合作方针，向部下贯彻得如何彻底。”

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还闹了大笑话。

像狗一样经常爬着走路的人，让他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还真有点儿不太适应。蒋介石让汤负责接受上海日军投降。当日军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大将到华懋公寓时，汤恩伯毕恭毕敬地起立说：“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来这里谈谈。。”

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对汤恩伯用如此低下的语气和神情与日战犯说话，非常恼火，立即打断汤的话说道：“汤将军，要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一时显得非常尴尬，不得不改变语气重新用命令的口吻发言，但腔调十分滑稽。事后汤恩伯单独同松井会见时，居然歉意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秉命效法中央而又有其独到之处。日本国一宣布投降，阎即招揽了原太原市日军司令澄田味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师团长山浦三郎等为第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太原街头，居然出现了由日本军司令官发布的布告，声称：“凡向日军挑战者或者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

此外，阎锡山还以“官升三级，兵发双饷“为诱饵，将6667名日军官兵，编为6个铁路护路大队，由原驻上党日军步兵第十四混成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任副司令，原日军参谋田岩清一为参谋长，分别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还将1000多名日军官兵，编成“大同保安总队”，由日人林大佐担任总队长。后来，阎锡山又用这些日军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在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解放军击毙约400名，被俘约700名。

蒋介石为了抢夺更多的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并加官晋爵，委以重用，以和人民的力量对抗。

同是在8月11日，蒋介石命令伪军就现驻地点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明确以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二战区、郑州绥署和徐州绥署5个单位，负责执行收编伪军的工作。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要员。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和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海军部部长、苏浙皖绥靖主任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张岗峰、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郝鹏举、孙殿英分别被委任为第三、第二、第五、第一、第六、第四路军总司令，等等。

到1946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收编伪军238996人，编为7个纵队，27个总队和73个团；不久，这些部队又被正式收编为“国军”。

抗战胜利，不但蒋介石想发财，而且国民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想趁机捞一把。蒋介石派到各地的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沦陷区的老百姓给这些国民党的官员们送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五子登科”；第二句叫做“有条有理”；第三句叫做“无法无天”。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说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以后，房子、婊子、金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

所谓“有条有理”，就是说，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狗汉奸，以及混帐王八蛋：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及其爪牙，无论在抗战期间犯有多大罪行，都“有理可讲”。宁沪地区竟公然为汉奸定下公价，小汉奸每名自法币30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以上。只要缴了“条子”，自可逍遥法外，有的还被委以重任。

所谓“无法无天”，就是接收大员每到之处，要的只是法币。只要手中有“法币”，则什么事都好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币”、金条，那就“无法无天”，难以生存。

被“劫收”后的劳动人民怨声载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敏麟，曾向蒋介石说道：“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这无异于在国民党政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蒋介石在后来一次检讨军事失败的会议上也说道：“。。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蒋介石不可能真实全面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但抗战胜利，国民党不择手段地拼命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其本来就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更充分地得到表现和发展，确实让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本质，加速了它的彻底失败。就此而论，蒋介石亦言之有理。但江山既丢，后悔已为时晚矣！

在反动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已是一个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和国民党进行抗衡的大党。

“桃子”是好吃的，但桃子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长在树上，需要有人栽树、施肥、浇水，才可能有机子。“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也应当归属于人民。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拉开架式，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是怕抗战的胜利果实落到人民的手里，怕被共产党拿去甚至拿去一部分。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土壤，只能培育吃独食的人，蒋介石更不例外。卧榻之侧，连他人安睡都不可容忍，岂能容他人去分享盘中的美味佳肴呢？

1945年8月11日，在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勿稍松懈”抢夺地盘的同时，也给八路军发去了一道命令，称：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它各作战区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没收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实在是欲盖弥彰，多此一举。他太小看了共产党的胆量和自立、自主的能力了。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多万人，什么时候是经过你蒋介石的允许后才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吃独食”的行径，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13日，八路军给蒋介石发去了反驳他的命令的电报，电报中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当然，这个电报出自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早在8月9日，也就是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当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首脑毛泽东已经给部队下达了紧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正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早已确定了的一样，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应该说也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抗日战争在8月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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