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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返航的时间早已过了，而飞机迟迟还没有飞回来，他们才知道出了事。出在什么时间？出在什么地点？是失事？还是被击落？飞行员是死了？还是活着？也一概不知道。只知道在华北上空被击落，还是中共的新华社传出的消息。

ＲＢ－５７Ｄ型高空侦察机，从１９５８年的１０月交给国民党空军，开始对我大陆纵深进行侦察，到１９５９年的１０月７日被击落，正好是一年的时间。驻台湾的美军顾问和国民党空军当局，万万没有想到会以此种形式来纪念他们入窜大陆一周年的活动。

战后，《空军报》以《祝贺十月七日击落敌高空大速度侦察机的重大胜利》为标题发表了社论。这份在空军内部发行的报纸在庆贺胜利的氛围中提到了这个神秘的“另一支部队”，但也只是到此为止了。

9　捉“飞贼”，原来只有一个飞行员

ＲＢ－５７Ｄ型高空侦察机是一种由轰炸机改装的新型飞机。当时我们对这种飞机的改装情况还了解得很少，甚至连机上有几个人都没有搞清楚。战前下发的不少研究资料都认为：它至少有两至三个人。有的认为有两名驾驶员和一名电子侦察员；有的认为有驾驶员、领航员和空中机械师。今天终于将它击落了，所以，搜集飞机残骸和捕捉飞行人员的心情可以想象。

那时，窜犯大陆领空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有一个十分不雅却又形象的蔑称：飞贼。一个“贼”字把其偷偷摸摸的特点概括得活灵活现，而“捉飞贼”则是每次空战后的一场万众期待的活剧。

二营在战前，就已经组成了搜捕飞行员和捡飞机和导弹残骸的小组，由技术保障连副连长刘洪涛负责。部队进入“一等”后，搜捕飞行员和捡残骸的小组也进入指定位置待命。战斗一结束，营长走下指挥车就给小组交代了飞机落地的方位、距离，在地图上划出重点搜索地区。小组立即乘车奔向敌机可能坠落的地区。

由于飞机是坠落在京、津、冀的大平原上，又正处于繁忙的秋收秋播季节，在田野上劳动的人特别多，加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高，现场目睹的人也多，在老乡的指点下，小组很快地就找到了大块残骸坠落现场。

ＲＢ－５７Ｄ的两个发动机坠落于通县东南毛庄附近。机头插在地下，尾翼翘得很高，尾翼上的“３５２”的号码清晰可见。

最先到达飞机残骸现场的宝坻县安平管理区治保委员刘金奎说：“我到现场最早，只见一飞行员抱着一个包裹（实际是伞包）掉下来，吐了一口血就死了。”

经过测量，飞行员的尸体距机身约３００米，距座椅４００米，而座椅距离机身７００米，降落伞却飘在了武清县的陈庄附近，距飞行员的尸体有１２公里之遥。机上其他零星机件，散落在武清县西北部至宝坻县西南部的安平镇一带。

现场勘察结果令人迷惑不解：降落伞落地的地方有伞无人，伞绳似是被人用刀割断的。飞行员坠落的现场只有伞包而无伞衣，伞包的伞绳也像是被人用刀割断的。

战前掌握的资料是飞机上最少应有两至三个人，而现场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具尸体。

于是搜捕小组怀疑另两名机上人员可能是跳伞后逃跑了。看来依靠小组的十几个人搜捕已经无能为力，为不使机上人员逃跑得更远，他们急忙回来报告。

一听说机上人员逃跑了，保卫干事任永清立即打电话报告上级这个情况，一直报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依据总政保卫部的请求，迅速做出反应，立即指示北京、天津市公安局和河北省公安厅，在公安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展开搜捕飞行员和搜集敌机及我导弹残骸行动。两个摩托连，三百多名武装警察闻警出动，还发动民兵和群众两万三千多人，严密检查各港口码头、火车、汽车站、交通要道和京津公路。将残骸坠落现场的东西９０公里、南北５０公里的范围内的高粱、玉米等庄稼地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对泥沼地、水塘、水库做了细致的搜索和打捞，还对存放有器材的地方进行检查。经过两个昼夜普遍、严密的搜查和八天小规模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细致搜捕、搜集，截止到１０月１６日，飞机和导弹的残骸已收齐全，惟独没有搜捕到逃逸的机上人员。

民众对搜捕、搜集工作支持热烈。在战斗当天，国家自行车运动员正在京、津公路上组织竞赛，听说部队在搜捕刚打下来的飞机的机上人员，便主动停了下来，给搜捕工作让路。许多群众自发地加入到搜捕的行列。

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确认：该型飞机上只有一名驾驶员。其理由是：

空中现场的目击者反映：只看到一个伞，没有见到第二、第三个伞。

同时，两个昼夜的严密搜查结果也表明，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和任何敌人逃逸的痕迹。

从飞机的装置上看，驾驶室只有０．７５米的宽度，只能容一个人乘坐，也只发现一个座椅，一套氧气导管，一个弹射装置。后舱没有密封，也没有氧气导管，没有弹射装置，所以后舱不可能有人。

对降落伞的鉴定发现，２４根伞绳，有２２根是从靠近伞包的地方割断的，其中有６根是半割断，半拉断的；有２根是从伞衣上脱落下来，伞绳断头处，两者均可对上口。死者的伞衣上的使用顺序号都是５７－１２８０７。

最后结论是：伞绳估计是被机翼割断的。敌机在１９５００米被击中下落，跳伞指示器显示，飞行员在４６００米的空中跳伞。当伞张开的时候，飞机向下坠毁落地的速度很快，机翼已被击断，伞绳接触到断裂的机翼，而将伞绳割断。因为伞衣轻，飘出１２公里完全可能。而且当地群众和四个战士证实只见到伞衣落下，而未有见到人。终于揭开了ＲＢ－５７Ｄ飞机只有一名飞行员的秘密。

当时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飞行员的身上有一支手枪。为查找这支手枪的下落，又展开一番调查。

最早到达飞行员尸体坠落现场的军人是探照灯四二二团警卫排下士班长刘建义和战士谭照祥。敌机还未坠地时，他们就和安平公路管理站的站长白福志、工人谷绪生四人一同向可能要坠落的现场跑去。到了现场后，当时只见一个飞行员陷在水坑中，周围有四五个老百姓，当觅子店诊疗所李善高大夫对飞行员进行检查时，发现手腕上有一只断了链的手表。探照灯四二二团队列股长梁洪葛带了一个排去警卫现场，两个战士把飞行员的手表交给了梁股长。

梁洪葛很注意枪支问题，看到飞行员身上没有带手枪，就组织大家在飞行员的尸体周围寻找，也没有找到，他还组织人到飞行员坠落的水坑里去摸，摸了２０多分钟也没摸着。但说法不一，有的人听说有一支手枪和冲锋枪，被驻安平镇的雷达部队拿走了；还有的听说，叫一个从直升机上下来的大尉拿走了。为此，又调查了雷达部队和找那个大尉。

驻安平的雷达部队是五十一号雷达站，经召集党员和团支委开会，确认该站去现场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技师高化然，另一个是无线电员陈万友，这两位同志说：“去现场时，见有四五十个群众和探照灯四二二团的两个战士。在现场看光景。并未见到有手枪。”

后又找到乘直升机到现场的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的大尉副所长范振和与其同乘人员了解，范振讲：他们坐的直升机去过现场，但飞机未在飞行员的尸体处降落，也未看到手枪。在场的群众也证实直升机没有在飞行员的尸体处降落过。

最后又调查了最早去现场的宝坻县安平管理区的治保委员刘金奎，他承认他去现场最早，但没有发现手枪。

第二天上午从收集到的一个帆布袋里找出一支卡宾枪，并在现场做了展示。从以后多次击落的Ｕ－２飞机中，也证实了飞行员都不带手枪。

苏联对这架飞机的残骸很重视。战斗结束当天，苏联政府提出派人到北京查看飞机残骸。经中国政府同意后，他们于第二天派专机赶来北京现场。这些苏联人一看到ＲＢ－５７Ｄ飞机的残骸，如获至宝，什么都想看，也什么都想要。那时中苏关系尚好，地空导弹是从人家那里买来的，人家又派人教会了我们使用，说起来，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看着人家拿走，很心痛；不叫人家拿走，又不好说出口。记得他们把飞行帽、供氧设备、甚至飞机机翼的蜂窝结构的板块都拿走了。看完残骸现场后，苏联人又来到二营，看望了二营官兵，参观了兵器。苏方还提出要与中国一起组成研究组对飞机残骸展开研究工作。

这次对空战斗的胜利，轰动了京、津、冀地区。金秋十月，机关、学校、军队支援农民秋收秋播，在田间劳动的人特别多。天空非常晴朗，一点儿云丝都没有，视线辽阔。发射导弹的三声巨雷般的响声，震惊了在田间劳动的人们，他们立刻扔下手中的农活，手搭凉棚地四处张望，寻找巨响的声源。因此，不少人都亲眼目睹了他们从没见过的导弹飞行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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