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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在中国，情况相对简单。尽管同性恋可以追溯到黄帝那里　，但直到1740年，满清政府才将鸡奸刑事化——成人间出于自愿的鸡奸也将受到惩戒　。作为中国同性恋史上的一个立法事件，它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性被道德化了。此前对性的一切立法都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在整个私有制时代，这样的立法原则显然能够取得多数人的赞同。我的意思是，在漫长的年代里，同性恋并未受到彻底干预，这使得此风见长，而仅其中闻名的参与者就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齐景公—羽人

卫灵公—弥子瑕

楚王—安陵君

魏王—龙阳君

楚怀王—屈原

汉高帝—籍孺

汉惠帝—闳孺

汉文帝—邓通　、赵谈、北宫伯子

汉景帝—周仁

汉昭帝—金赏

汉武帝—韩嫣　、韩说、李延年、卫青　、霍去病

汉宣帝—张彭祖

汉元帝—弘恭、石显

汉成帝—张放、淳于长

汉哀帝—董贤

汉光武帝—严光

汉和帝—美手腕者

前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性伙伴——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士人，一部分是阉人。在这里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实阉人比正常人有更明显的同性恋倾向。动物学专家加入了这个命题的讨论，严谨的德国人　根据观察得出结论：阉割的动物并不呈雌性化，而呈无性化。但西班牙人　立即反驳：从动物身上得来的结论未必适用于人，何况阉割过的公鸡经常被其他公鸡认作母鸡，而作交尾上的尝试；阉鸡也常有孵卵的姿态。

同性性行为（2）　　　　：　926《后汉书》后，正史中的同性恋事件越来越少，但野史、传奇、小说中却日益增多。这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主流观念越来越认为同性恋是不体面的事，但事实上的同性恋行为却并未禁绝，相反，上行下效，它在民间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但这同样不意味着民间观念对此事的赞赏，因为记述者大都以“猎奇”“把玩”“嘲讽”的笔调来叙述民间同性恋事件。因为任何形式上的绝对观念并未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表现在对同性恋的态度上，我们的文化并未彻底反对，也未彻底支持。

总体说来，文献中出现的与同性恋有关的名词大致有：外宠，分桃，龙阳，断袖，佞幸，嬖人，男色，男宠，男娼，男妓，男闾，男欲，男淫，男风，南风，左风　，翰林风，勇巴，打篷篷，顽童，娈童，俊仆，兄弟，契兄、契弟，契父、契儿，小官，大老官，小朋友，卯孙，牵孙，卯生，拿卯，旃罗含　，小唱　，小手，相公，象姑，拉纤者　，同单　，垆子，邓生，等等。以上述词汇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计，则大致可以看出各个朝代同性恋的盛衰景况　。

其实，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同性恋事件都发生在双性恋者身上，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双方都是双性恋；二，一方是双性恋，另一方是同性恋。在后一种情况中，又有两种可能：一是同性恋的那方有发生双性恋的可能，二是同性恋的那方没有发生双性恋的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假如同性恋能够从生物学上取得完满的解释，那这种必然行为则再无讨论的必要，反之，假如还须社会学的介入才能正确理解它，那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一方是同性恋另一方是双性恋的同性恋行为，同性恋那一方假如压根没有发生双性恋的机会，那他很可能是被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同性恋事件，大多数不是同性间的生理性爱慕，而是不同身份和角色间的“侵犯迎合”、“占有奉献”、“买进卖出”——广泛发生于帝王与阉人间的同性性行为，基本都可以这样理解。

肛门意味着身体的终端，它的私密性胜过生殖器，所以对肛门的占有，意味着对人的终极占有。一个阉人，肛门的社会学用途　，无非有两个：一是供帝王占有，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都可以用来掩藏财物，并将它顺利地偷出宫去——身体的这个妙用，在今天仍被许多走私集团采用。

性交换（1）　　　　：　1640作为跟诗人同样古老的职业，妓女，从来都占据着历史的重要角落。性器本来是天赋资源，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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