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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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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闻讯后，急忙召见了受伤的大臣们，大加抚慰。接见时，老太后面对大臣，也不免凄然泪下，谓如今世事之艰难。而正阳门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仇满排满之风日盛，京城中也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说革命党人即将在城中造反，炸弹已经运进城中，即将进攻紫禁城云云。谣言之下，满人被吓得一惊一咋的，满族亲贵们的王公官邸特别是万寿山附近的都纷纷加强了戒备，大臣们出门也是时刻提防，免得有人向轿中扔炸弹。

在恐慌气氛下，就连慈禧太后都有点慌了手脚。据说清朝宫中挖有地道可以通往外面，里面有室有户，有床有凳，有椅有灯，如遇到紧急情况，皇帝往往带领众多嫔妃和皇子躲进地道。地道外面则有一个最忠实的太监，给里面的人报打拿（满语“平安”的意思）。吴樾炸弹事件后的几天里，慈禧太后也不时的带着光绪帝和后妃躲进地道中，俨然已是惊弓之鸟矣。

不过，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评价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出了这个事情后，清廷主张缓行出洋考察。地方上听到这个消息大为不满，纷纷致电清廷，强调“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考察大臣之一的端方态度更为积极，他上奏朝廷说各国均有来电，对中国考察团表示欢迎已做了妥善的接待安排，如果我们因为一颗炸弹就取消出洋考察的话，恐怕会被外人笑话。而当时的考察大臣中，由于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床上养伤。当时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害怕不敢去了。绍英听后非常气愤，说：“如果我死而宪法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于是他也上奏请求继续派大臣出洋考察。

而在这时，战败的俄国也宣布要推行宪政。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并开始着手实行政治改革。当时驻俄大臣胡惟德及时的将此一情况通报清廷说：“俄国现已公布立宪……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俄国公布立宪这事对国人震动很大，也令国人更加的焦灼，唯恐落在俄国人的后面。

光绪和慈禧太后得此消息后，态度又发生转变，随后便召见载泽，询问何时可以再次出洋。几天后，报纸上便登载新闻说载泽伤愈，并已向光绪销假请安。10月底，光绪和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表明考察政治是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而此时的俄国人脚步更快。11月2日，俄皇宣布立宪。11月6日，沙皇又下诏释放所有政治犯。唯恐落在他人之后的清廷也急起直追，于11月18日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11月25日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专门机构，从事各国宪政的研究，并向朝廷提供宪政改革方面的建议。

可惜的是，虽然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但国人当时对宪政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考察，何来的考察政治馆？于是在当年12月，清廷决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由于绍英受伤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后来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替换。这次出行和上次的计划一样，仍旧是分两路进行考察。

回头想想，五大臣也是出师不利，未出国门先挨炸，中国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有时候的确不好办哪。

下一节：《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1）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炸弹袭击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决定分批出发，低调出行。

1905年12月7日，迎着凛冽的寒风，端方和戴鸿慈带领首批考察团（以下简称戴端团）进入正阳门火车站。鉴于上次的教训，“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为了保护考察团人员的安全，当时车站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巡警们也在车站外来回巡逻，闲杂人等不得进入车站内。

这一天，戴端团的成员大都一大早就起身，他们在各自家中的祖宗牌位前祭拜后便陆续出发，来到正阳门车站会合。中午时分，考察团的成员都已到齐，当时也不像第一次有大量的人前来送行，整个登车过程都在静悄悄的气氛中进行。不过，令他们放心的是，从北京到天津，沿途早由袁世凯派兵精心保护，周密布置，倒也没出什么乱子。

戴端团乘火车到了天津后，随后又转到秦皇岛，由从德国购买回来的“海圻”号军舰护送前往上海。不过数日，“海圻”号便到了上海的吴淞口，考察团在上海稍做休息，人员也有所增加，最后计有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一说8人），听差2人，杂役4人（因为辫子的缘故，考察团还特意带了一名剃头匠，也算是天朝的特色）。

12月19日下午2时，在众多国民的殷殷期望中，戴端团的几十名考察人员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S。S。Siberia）。随着邮轮汽笛的拉响，“西伯利亚”号收锚启航，缓缓驶离上海，向日本驶去。几经周折的出洋考察团终于算是正式离开国门，出发了。

在戴端团离开北京的十日之后（12月11日），由载泽、李盛铎和尚其亨率领的第二路考察团（后称载泽团）也从北京低调出发，同样前往上海搭乘外国邮轮出洋。在上海，载泽团也会合了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6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1906年1月14日，一行人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他们的首站也是日本。

遥想当年，日本也曾在1861年派出了福泽谕吉等人前往欧洲考察，他们当时搭乘的是英国的军舰，途径香港、新加坡，绕过好望角前往欧洲，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访问。福泽谕吉等人回国后，对日本的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了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他们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尽管西方列强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但日本使团却利用这次机会，由外交团变成考察团，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乃至产业技术等，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考察。考察团回国后，在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重大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沙鸥点点，白浪滔天。此时的戴端团成员在“西伯利亚”号凭栏远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二十多年前，北洋舰队的很多将领也曾经前往英伦等国负笈求学，可如今都已成了哀伤往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甲午战争中便已为国捐躯。令人心情复杂的是，这次考察团的第一站，正是甲午战争的胜利者和向西方学习的成功榜样：日本。看来，洋务运动单纯的学习西方技艺，是不能挽救中国的。抚今追昔，考察团成员的心里，何尝不是感慨万千！？

考察团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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