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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部分（第2页）

邓小平气愤地说：“不杀江青不足以平民愤也！”在周恩来的病榻前，他与邓小平有过一段关于江青的谈话。

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也！这个家伙太坏了，比武则天、西太后还要坏，毛主席就是坏在了她的手里。”

彭真说：“我们也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才有所顾忌，不然对她更不会这么客气。杀她痛快，而且举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但是考虑其他的方面，我看还是慎重些好。”

“我和你的看法相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不要多讲什么，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说吧。总之，这个问题上要有利于我们这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对我们的政权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邓小平同意了彭真的看法，要求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去征求各种意见。

邓小平虽然比不上毛泽东看书看得多，但从事政治斗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却使他悟出了这样的哲理或奥秘：机会要在悄悄里，妙处尽在不言中。张牙舞爪惹祸起，蛰伏等待百事成。他凭着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和党中央的威望，已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从他第三次复出的两三年里，几个回合下来，华国锋就彻底丧失了指挥全党全国的威信，暴露了他那个三流政工干部的本色，连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了。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是的，虽然人们对当前的形势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他有他的老主意。江青在审判中口口声声地要让邓小平出来作证，当然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自然是有她的原因的。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建议，发动了评论《水浒》的讨论。邓小平经过和胡乔木、胡耀邦等人的研究，看出了隐藏在政治的猫耳洞里的一些问题。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三部曲。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是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资的这种‘局限性’……”

邓小平把姚文元写的这段话，用红铅笔划了几道，亲自请教江青：“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党内有了投降派？是指谁呢？”

江青说：“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游》，肯定有他的用意嘛。林彪和刘少奇比，林彪是贪官，刘少奇可就是皇帝了。毛主席就当着刘的面说过：我看你很像个秦始皇，也是皇帝呢。刘少奇听了毛主席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毫不羞惭，甚至还是欣然接受了皇帝的说法。我们现在有些人对批刘兴趣不浓了，专批林彪的所谓极左。其实，林彪的路线是左吗？不，是右。他和刘少奇都一样，都是极右派。林彪的‘左’是伪装，右才是本质。这话也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毛主席在批评周恩来总理时讲的。总理这个人呀，思想老是在关键的时候上不去，总是需要毛主席推他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在不断地推着他前进。他和你不一样，你总还是经受过一场教育和锻炼的嘛。”

邓小平从心里恨得直咬牙，但在表面上还是尽量地露出笑容。

邓小平说：“我是听毛主席的。这几年来我不在中央的岗位上，对好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呀。我对你们的一些活动有点不理解。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也有争论，你不见怪吧？”

江青冷冷地给了他一篇文章，说：“那你就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吧。给主席念了此文后，主席说，这篇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一篇。”

邓小平回去后，立即找人研究这篇文章。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游》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划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不保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当天就到了医院，把这篇文章给周恩来看，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到头来还得那个三滴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把你要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们没有证据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含沙射影的东西来反对我们，不是都没有得逞嘛。现在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让毛主席看到你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的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吧。”

“毛主席哪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稍微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的脸一下子变了：“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就是再受点委屈，也不能走那一条道路。只要毛主席健在，这条路是万万行不通的，只要把工作抓上去，主席是会明辨是非的。”

“有些工作阻力很大呀。”邓小平说，“就比如河北的保定来说吧，那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天就是搞派性，把个很好的鱼米之乡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我对保定的问题讲了几句话后，王洪文就对那里的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不要光看保定，要看全国，全国也和你们那里一样，都存在一股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要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考虑，要从一个阶级来考虑，资产阶级在，要掌权，他们当然要来压制你们。咱们都是造反派，你们垮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别说你们，就连我也还不是一样的嘛。’你看他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还不是要和我们对着干吗？像这样下去，中央就是搞两种声音，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据我所了解，中央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

周恩来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毛主席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现实。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小平同志，在中国可以无愧地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和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不会有什么，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就在一九八一年元旦这天，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接见了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征询他们对这次审判的量刑意见。

邓小平特意地问道：“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皆曰可杀的人，她的问题定了，其他的人都好办了。你们的意见呢？”

所有的人的目光对准了中国的第一大法官江华。

江华似乎是早有准备的，他不紧不慢地说：“要是论感情来说，我早就想把她处死了。因为她的罪行是建国以来很少有的，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罪犯。但是，我还是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要用现实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从建国以来，我们判处重大的反革命犯，历来贯彻少杀的方针，这是延安时期的传统，当时对肃反和整风就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提法，历史证明，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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