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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节（第3页）

斩首的十五人当中，二名尚书，一名大理寺卿，五名侍郎；流放的人当中一名大学士，六名侍郎，其余也都是五品以上的大员，三十五人当中，汉员三十人，满臣五人。

清廷分为两套班子，每套班子都分满汉，汉臣的地位在满人之下，虽然处理的大部分是汉臣，五名满臣只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只有一人处斩，可是一下子处置这么多重臣，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鲍承先是努尔哈赤时就追随满人的旧人，顺治曾想为他求情，多尔衮依然不准。

这一番处置严厉的程度出忽所有人意料，这三十五人被处置的当天晚上，京城许多官员宅院中都烟雾弥漫，空气中尽是焚烧书籍的气味。

虽然官员们都自觉将违禁的书籍都连夜烧掉了，不过，孙之獬的奏章就象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名礼部侍郎，仅凭一份奏章将拉了三十五名大臣下马，十五名还被斩首，其中就包括孙之獬的上司，孙之獬顺利的由侍郎转为尚书，许多一直找不到机会投机钻营之人兴奋起来，他们看到文字狱的威力。

从孙之獬上书后，京城一下子密告成风，先是告仇人，然后是同事，甚至是密友，早上还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到了晚上就有可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告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收藏南明过来的邸报，将大清视为蛮夷，攻击大清太祖，太宗固然可以直接入罪；就是影射，借古讽今也是大罪。

对于这些密告之人，多尔衮指使顺天府都要好生接待，一旦查到被告之人属实，马上严厉惩办，即使是密告之人不实，也不用受到什么处罚，一时之间，京城人人自危。

京城的密告成风，倒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两处锦衣卫据点暴露，被顺天府衙役顺藤摸瓜，接连抓获了十几名京城活动的锦衣卫，更加助长了密告的人数。

许多原本对多尔衮不满的大臣在这种高压之下无不向多尔衮低头，纷纷向摄政王府表忠心，多尔衮的权力更进了一层，已经有人建议，将皇叔父摄政王中间的叔字去掉，变成皇父摄政王。

这股风越刮越大，从京城开始又漫延到满人控制的地方，尤其是山东更是成了重灾区，这里起义不断，为了镇压义军，清军频繁调动，所耗钱粮巨大，普通的农民和一些小门小户早已经穷得榨不出油水，唯有一些大户人家依然家财万贯，粮食堆积如山。各地官府早就对这些豪富之家流口水，只是以前没有什么借口，这些豪富之家又与官府关系密切，一时不好下手。

文字狱的风波从京城传了出来，各地官府都是大喜过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个年代，哪个富户家中没有书籍，只要随便一搜，自然可以找出错处，首先与官府不那么密切的富户成为地方官府的肥羊，只要官府看上哪家富户的财产，他们事先甚至不需要先找到证据，派兵一搜，自然各种证据都握在手中，直接就可以抄家灭族。

不但是富户，就是官员也互相倾扎起来，无数人被牵连进去，许多人抄家灭族。弘光二年的六七月，清廷记载的大小文字狱就高达千起，牵连的人数超过十万，杀头之人不下万人，更多人的处于流刑，要么死于路上，要么辗转到了熬到北方，成为那里留守的满人奴隶。

被记载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富户只是承受了官府的借机勒索，花钱消灾，在一轮轮的文字狱过后，清廷一直结据靠吃老本的财政竟然破天荒的好转起来。

到了弘光二年的八月，密告之风依然未停，多尔衮集大清权利亦一身，哪怕他此时做皇帝也无人敢反对，多尔衮才意识到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否则要将汉人官员和富人都杀光了，没有这些汉官和富户的支持，大清朝廷难道能指望这些承受苛捐杂税，穷得叮当响的穷人支持，他就是做了皇帝也没有意味，多尔衮发出旨意，暂停行文字狱，非重大案情，丧心欲狂谋反者，官府不再受理密告，这轮文学狱的风潮才慢慢平息下来。

满人掀起的这场文字狱风波，让锦衣卫的活动大受限制，稍有怀疑就被人密告抓捕，锦衣卫在接连损失人手之后只得谨慎下来，减少了在满人地面的活动，邸报自然也无法再传到北方，多尔衮也算取得了效果。

文字狱导致了北方大量书籍被毁，不过，大明一直是南方文化荟萃，清人能毁得了北方的书籍，却毁不了南方的书籍，对于文化来说是谈不上什么损失，北方大量的官员士子被牵连，对于大明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到了现在，除了那些已经铁心做汉奸的官员，几乎所有的士绅都心向南方。

江南士林的震动更大，他们纷纷写文祭奠北方因为文字狱死亡的亲友，留在北方的许多官员和士子本来就是南方人，他们在江南都有亲友，以前因为他们从贼，许多人生怕影响到自己的前途，纷纷与之划清界线，现在他们祭奠时倒也理直气壮，这些人既然不容于满人，自然是心忧大明之人，只是暂时沦落在北方，有家不能归而已，祭奠他们才能显示出自己不忘友情的情怀。

连王福也不免要下旨祭奠一番，罢朝三日，以示哀伤，其实王福却心下甚喜，满人这么快露出了他们的本性，今后至少可以不担心一些文人士绅对于改朝换代的麻木不仁，甚至还贪图小利，卖粮于敌。

第二卷血战中原第204章盐政

淮安，这座几经战火的城池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又重新繁华起来，昔日处处伤痕的墙城已经整修一新，街面上人来人往，各种货物琳琅满目，在大街上走上一圈，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

夏完淳和杜登春两人踏入淮安街头时看到的正是这个情景，这里几乎找不到两次战争的一点痕迹，仿佛是一个已经承平了数十年的城池。

淮安之所以能这么快的恢复，是因为这里有盐，淮盐，淮盐因淮河贯穿整个盐场而得名，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的海岸带上，有着全国最广阔的沿海滩涂，而且气候四季分明，正适宜于海盐生产。

早在吴王阖闾时代，这片海岸就开始煮海为盐，汉武帝招募民众煎盐，昼夜可产千斤。唐代开沟引潮，铺设亭场，晒灰淋卤，撇煎锅熬，并开始设立专场产盐。到宋代，煮海为盐的工艺已很非常成熟。

作为小农经济的封建王朝，盐是唯一每天所有人都要用到的商品，唐、宋以来，盐课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收入之首，两淮盐业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到了大明，盐课收入下跌到税赋的十分之一，这是因为大明初期，盐法和边计紧紧相连，盐政立法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国家对盐业的控制，通过输粮、输米或纳粮米及其他军用物资领取盐引到盐场支盐经销的方式，来解决边疆驻军的吃、穿、用，从而巩固边防。

这种盐政边政相结合的政策称之为开中制度，这个开中制度，使得明初时边疆百万大军几乎不需朝廷供养就能自行养活，为此，朱元璋得意的讲：“朕无需一两饷银而养百万大军，到仍亘古未有之举。”

可见，大明财政对盐业的依赖非但没有比唐宋时期减轻，反而加重，不过，这个令朱元璋无比得意的开中制度到了明中期就破坏殆尽，由于盐业的巨大利益，官员、勋贵、太监互相勾结，倒卖盐引，私自夹带，使得商人辛苦运粮到边关获得的盐引价值大为降低，入不敷出之下，再也没有人肯运粮到边关。

到了成化年间，开中制度再也无法执行下去，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巡抚右都御史刘敷疏请两淮水乡灶课折银，每引纳银三钱五分，开始了开中纳银的试行，弘治四年叶淇为户部尚书，着手将开中折色推行全国，朝廷正式命令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不等，至此开中折色制度正式确立，商人不再需要运粮到边关换取盐引，而是直接交银换取盐引。

开中折色后，朝廷在盐政上的收入大增，张居正主政期间，每年朝廷盐税收入一度高达五六百万两，其中两淮盐税每年贡献二百余万两，除去给边关的各种开销，盐税一年可以节余一百万两，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因此高达一千多万两，万历年间能够支撑大明进行三大征，实赖张居正留下来的一千万两存银。

现在南明朝廷在盐政上还是继承原来的开中折色制度，只是盐税的收入却少得可怜，以弘光元年为例，朝廷在盐税上的收入不过三十多万两，其中两淮盐税依然占了大半，缴纳了二十余万两，可是它最高峰时相比，只有差不多十分之一。

这么少的收入，当然不正常，虽然说大明丢了北方数省，两淮盐业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根本没有影响，北方数省原本吃的就是长芦河东方面的盐，而且两淮盐业还一举夺得了山东灵州盐场的销售区，盐业生产只增不减。

一个朝廷的吏治几乎决定了一个王朝的成败，凡是国家初期，莫不是吏治清廉，官员兢兢业业，国力才能蒸蒸日上，若是到了中期，吏治渐渐腐败丛生，朝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后期，吏治积重难返时，王朝就离崩溃不远了。

眼下南明完全继承了以前大明的官吏，这已是一个王朝的未期，吏治自然谈不上清廉，王福心知肚明，只是以前顾虑若是动了吏治，会引起官僚和士绅的离心，在没有击败满清之前，根本没有作整顿吏治的打算，为的就是在自己对满人御驾亲征之时，各级官吏不会扯后腿，可谓是用心良苦。

如今满人的文字狱几乎将南北官僚，士绅全体得罪，加上有前次大胜满人的战绩，王福完全不用担心官僚士绅还会对满人主动投靠，这种情况下，王福对于吏治的腐败再也难予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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