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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0章 两浙钱镠2（第2页）

李存勖灭梁那年，钱镠献上了一个珍藏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是唐昭宗乾宁年间被境内某农民挖出来，献给钱镠的。钱镠说此物非人臣所能拥有的，于是毅然决然上缴国家，献给了“真龙天子”李存勖。

为何后梁时期不进献？难以解释。

总之，尊奉中原王朝，是钱镠集团的基本国策。

当然，期间也曾自建年号，但从未称帝。只是利用中原王朝更迭的机会，及时进行了政治投机，获封“吴越国王”，奉命建立“吴越国”，位列“十国”之列。

钱镠临终时留有着名的“十训”，即对子孙后代的教导、约束，其中有两条非常有代表性，基本可以视作吴越国的基本国策：

一是“奉中原正朔”，告诫子孙要量力而识时务，不要学董昌那样称帝，而一旦遇到真命天子，就要速速归附；

二是“政治婚姻”，告诫子孙娶妻必须门当户对，与帝王将相等有权势的人家婚配，而不要贪图美色，与“下贱人”通婚，玷污了高贵的血统。

钱氏子孙牢牢遵循钱镠遗训，终于在钱弘俶（钱元瓘之子，钱镠之孙）时，主动向大宋献国归附。

不管史学家们如何争论钱弘俶“纳土归宋”，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钱氏献国，使两浙地区和平解放，人民免遭战火蹂躏，也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继续作为大宋的经济中心，不仅为大宋的统一和繁荣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为南宋的偏安一隅提供了物质保障。

两浙外交：

钱镠的外交原则应该总结为“尊奉中原”、“光荣孤立”。其中，“尊奉中原”是末，“光荣孤立”是本，聪明的钱镠从来不会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早在大顺元年（890），朝廷敕令钱镠攻打河东李克用，结果钱镠以道路遥远为由，婉言谢绝；

贞明五年（919），后梁朝廷因广州刘岩僭越称帝，而诏令钱镠出师讨伐，结果钱镠“虽受命，竟不行”，嘴上答应着，身体却很诚实；

而在同一年（919），淮南杨渭建元武义，称大吴国皇帝。面对淮南杨氏的僭越大逆行径，钱镠表示异常愤慨、义愤填膺，于是就爆发了“狼山-无锡之战”。

此一时，彼一时。钱镠的综合实力已经可以与董昌平分秋色了，难道还会继续屈尊事于董昌麾下吗？何况还是谋大逆的大罪，钱镠绝不可能上贼船。不仅如此，钱镠还要趁机举义旗、兴义师，堂而皇之地吞并董昌。

集团二号人物要推翻一号人物，势必要承担巨大的舆论成本、道德成本。于是钱镠口口声声说董昌有恩于我，我要帮他，帮他改正错误。

在钱镠的苦心经营下，终于给自己树立“忠于旧主，知恩图报”的人设。

淮南杨行密不愿看到江淮地区由三足鼎立变成两极分化，于是大力援助董昌，进攻钱镠，而钱镠更不能错失这一良机，于是江淮地区爆发三方混战，并最终以钱镠的获胜而告终。

利用董昌称帝的机会，钱镠统一两浙，与杨行密并称“江淮双雄”。

需要强调的是，钱镠虽然控制了两浙地区，但镇海军的总部——润州，却被杨行密占据，钱镠因此将镇海军总部迁到杭州。

相爱相杀：

只看润州的归属，就能窥探杨行密与钱镠的关系了。一山不容二虎，钱镠集团似乎只有一个敌人——淮南杨行密。在钱镠统一两浙之后，基本停止了对外扩张，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而所有外战的对手始终是杨行密。

所以“江淮双雄”的积怨是很深的。杨行密用大绳索穿铜钱，谓之“穿钱眼”，钱镠亦以巨斧砍杨树，谓之“斫杨头”，双方玩儿的不亦乐乎。

然而有意思的是，当钱镠遭遇最大规模的内乱——“徐许之乱”时，恰恰是杨行密及时伸出援手，拉了兄弟一把。

许再思、徐绾，原为孙儒旧部，被钱镠编入“勇武都”，二人里应外合，攻打杭州。杨行密的部将——宣州田頵，亦有脱离杨行密之意，于是擅自发兵帮助许再思、徐绾，打算借机吞并两浙，与旧主杨行密分庭抗礼，成为新的“江淮双雄”。

钱镠、杨行密高瞻远瞩，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冰释前嫌，杨行密以不惜杀掉田頵的毅力，果断出手，帮钱镠平定了“徐许之乱”。

后来，杨行密集团也遭遇了最严重的内乱，田頵、安仁义、朱延寿叛变。同样，钱镠也及时伸出援手，帮杨行密平定叛乱。

政治婚姻：

钱镠的儿子非常多，据说有三十八人，但史册可查的只有三十五人。这些儿子为钱镠的“和亲”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钱元瓘，娶田頵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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