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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国主义的精神出发,曾国藩反对洋人侵犯中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对于清廷准备引进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也就是他主张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不要把外国人引进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进行敲诈勒索。这桩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国藩的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咸丰帝未能实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再如,他坚决反对把中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夷人”,以免中国海军受外“夷”所制带来麻烦。为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在他的坚持下,迫使清政府解散了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的中国舰队,将已经从英国买来的8艘军舰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内的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预付船款等,并按照曾国藩的意见,责令英国人“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从而又一次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
另外是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
由于朱熹的理学重在理论的构建,忽视人的道德实践,所以它所强调的“诚”往往成为空谈,正如曾国藩所说“奸伪相吞,变诈相角”,理学家的“诚”变得越来越虚伪。曾国藩提出“经济之学”后,使“诚”变成实践,这种以“诚”为核心的新“经济学”又被曾国藩后来引用到军队中来,成为湘军的核心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曾氏军事思想体系。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自始至终强调以“诚”待人,以“诚”召人,以“诚”育人。他初募湘军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曾国藩以己之诚感召那些诚朴的山野材智之士而归附他,让他的军队自始至终养成一种“诚朴”的作风。曾国藩之时,当时国家的正规军——绿营,“巧滑偷懒,积习已深”,无战事时为应付检查则务求美观,而有战事时则临阵退缩。要彻底改变这种军队作风,曾国藩认为认为必须“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又说“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因此,曾国藩将则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则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湘军之所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后成为一支胜过正规军的劲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敦朴之气,未尽浇散”。
曾国藩又以“诚”育人,把自己的幕府当成德育培训基地。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毛病。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起居有规律,连吃饭也讲究定时,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刚刚来到曾幕的李鸿章因不惯拘束,且懒散成性,对于这种严格而又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假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了才吃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膳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则板着脸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此事对李鸿章震动很大,从此严格约束自己。
待人以诚,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诚就是忠臣烈士,曾国藩治军思想的体系始终贯穿“忠诚”二字,因诚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爱国主义境界,这是曾国藩克敌制胜的法宝。
再有就是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
儒家《大学》以修身作为人一生的追求,《大学》在提出为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因此,他自始至终把“修身为本”为根本方针去发现人才,陶冶人才。在曾国藩给刘孟容写的《养晦堂记》中说: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在这里,曾国藩对那些已经显贵的人提出了忠告,居于显贵之位终究是不长久的,当人一死无论显贵还是下贱都是一样平等。如果人处于显贵之时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谛,那么活在这个世上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曾国藩在这里以众生平等的看法,警醒人们,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只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争做道德君子,最后都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国藩认为,要想改变世风日下的末世状态,必须先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培养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们为榜样去带领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曾国藩在《原才》中说: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曾国藩在这篇论文中特别提到在位的政府要员要从自己做起,以自身为榜样,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在这些政府要员中,曾国藩自己也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曾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还有就是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释道,儒家以入世修行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为主,释家出世又不离入世,行菩萨道。曾国藩的新儒学虽然以回归原始儒学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养晦堂记》之隐居内省的精神,避开尘世闭关自修的做法,已经具备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曾国藩说:
昔周之本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杨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
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庄生就是庄子,与老子一起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是让人们淡泊名利,远离尘世,韬光养晦,藏起锋芒,具备一种出世的精神。因此,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应当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只应当露出两三分。
曾国藩正是继承了这种思想,所以他替刘蓉详细论述“养晦”的含义,希望让孟容的志向更加坚定,而后世的君子,也能从中借鉴,反省自己。
曾国藩曾经还送诗给其弟弟曾国荃,这首诗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淡泊世间名利的出世精神。诗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最后则是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曾国藩虽然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立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国藩的新儒学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响。
曾国藩认为儒佛两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来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扬佛教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认为人的功名属于命中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说:“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相同,亦未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故释氏之说有益于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报应,家书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即不能马上看到),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因为曾国藩确信佛教有益于净化人心,所以劝善佛书,曾国藩常常助印结缘,家信说:“《关帝觉世经》刷五百张,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回,《阴骘文》、《感应篇》亦须公车回南去乃可带。”曾国藩自己也经常抄写佛经,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记:“写《心经》一本。”初10又记写《心经》一册。
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劝不趋,不惩不改。圣人者,因为导之以祸福之故,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咎;使贤者由勉以几安,愚者惧罚而寡罪。故《易》称余庆余殃,《书》称惠逆影响。先王所以利民,其术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饷强;强横之气塞,而圣哲与奸宄同流传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间,而为轮回因果之说。其说,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民乐忏悔之易,而痛其不经见之惨虐,故惧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降祥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淫,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于穷吾之说。是故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事后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纪氏”就是纪晓岚,清朝《四库全书》的总编,后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电视剧中与和珅对立的纪晓岚形象,却不知道纪晓岚还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在家信徒。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多是因果报应的故事,通过妖怪鬼狐来说明善恶报应的道理。曾国藩既然给《纪氏嘉言》写序,那么他肯定也是在倡印这本书,希望通过因果报应的道理引导世人弃恶从善。同时,曾国藩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说明他也希望这些宣传因果报应的书能够在人间广为流传。
《曾国藩评传》里说:“其孙论者为佛家轮回因果之说,在佛门教义中虽属小乘,但在民间则有普遍之势力。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为妄;于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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