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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这枚足迹，采集于2007年4月6日，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在城关派出所的档案室里存放着。这次有人翻当年的档案，才发现了这个装有二十多枚足迹样本的信封。

孟春平把图片发给了包呼查和蒋澎湃。他们也倾向于比中，但进一步结论，还要看到原图才可以。

收到这个消息，关鹤鸣立即调集包呼查和蒋澎湃两位专家赶到了安平。

关鹤鸣自己则带着九案侦办组同时出发。

嫌疑对象叫齐士贵。经过倒查，在吴楠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他的名字，并且从2005年1月至7月，两人通话二十三次。但是，和胡永发没有通话记录。他和石灰厂有生意往来，通话记录说明他与石灰厂的交易主要是通过吴楠进行的。案发在同年12月27日，为什么从7月开始就不通话了呢？

赵长征把齐士贵的照片给胡永发的儿子胡辉辨认。

胡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说：“这人常到石灰厂去，跟吴楠很熟。有一次带着吴小海到他家里跟他儿子玩，送回来的时候正好我在石灰厂。”

2006年2月，齐士贵也被警察叫去采集过足迹，在案件侦办档案中可以查到。6月，他家搬离了永乐镇，并且跟永乐镇的任何人都不来往。他的性情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与人争斗。

经孟春平、包呼查、蒋澎湃比对，齐士贵于2006年2月的足迹与现场足迹并不吻合。

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这个足迹反映出来的是齐士贵当天穿了双不合适的鞋，鞋码比平常大。

2007年采集时，民警准备了与案发现场足迹一样的各种号码的样鞋。而齐士贵这一次的足迹，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提交上去，而是留在了派出所。这一次的足迹与现场足迹具有惊人的相似点。

民警找到了齐士贵于2006年2月和2007年4月足迹采集时登记的信息。

2006年的表格，只填写了姓名，其余都是空白。

2007年的表格，填写的年龄为四十一岁，鞋号为四十二码。这明显与实际不符。当时，齐士贵是三十八岁，鞋号为四十码。

三位专家把可疑足迹和现场足迹进行了认真比对，12月27日，最终认定为同一足迹。

基于足迹鉴定的结论，关鹤鸣决定秘密提取齐士贵自然走路时的足迹，同时对他与石灰厂的关系展开调查。

12月28日，安平县公安局副局长赵长征派民警把齐士贵带来，告诉他到公安局拿一份安全生产告知书。

上午10点，齐士贵跟着民警走进了公安局大院。他东张西望，手摸摸这儿，挠挠那儿，感觉浑身不自在。他走路略有些晃，左腿明显比右腿落地重一些。

办公楼门口的地上，撒好了薄薄的一层白灰。齐士贵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走路跛得更加厉害了。这与现场足迹吻合，左脚重，右脚略轻。现场的圆形印记，可能是他手里的杉木棒拄在地上留下的。

齐士贵往二楼走的时候，明显很不情愿。民警把准备好的告知书给他，签完字就让他回去了。

从公安局出来，齐士贵没有回家，而是到保险公司买了一份保额为五十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在电话里对妻子说：“完了，完了，要出大事了。”

经过调查发现，齐士贵家经营着一个小卖部，紧挨着吴楠父母家。经吴楠介绍，齐士贵常年为新星石灰厂提供石料。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当年的多次排查中，是怎样漏掉的呢？

原来，齐士贵是一名爆破工，常有机会跟公安机关打交道。在大家眼里，他话很少，比较憨厚老实。2005年，他积极参加公安机关主导的群众巡逻队，成了维护治安的志愿者。

2007年4月，采集足迹时，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负责登记工作。就是这样一个熟人，巧妙地利用这层身份躲过了一次次排查，造成了公安机关的“灯下黑”。

案发十年了，嫌疑人随年龄的增长，足迹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足迹专家在鉴定时更加慎重。

经过一天的研究，专家最终认定：嫌疑人齐士贵的足迹，与2007年采集的足迹、案发现场提取的足迹相似度达到了同一认定标准。

根据齐士贵的一系列反常表现，为防止发生意外，正面接触刻不容缓。

就在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河北省保定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件。关鹤鸣必须立即前往，组织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

关鹤鸣和邱实一起赶往河北，朱会磊和罗牧青留在了安平。

“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很好，必须订定严密的审讯计划。”临走时，关鹤鸣不放心，再三嘱咐。

12月29日下午，齐士贵被带到公安局接受讯问。

这一次，他走进公安局的时候十分从容，不像上一次那样手足无措、慌张惊恐。显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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