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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国防处对这一“方针”持批评态度。因为它极大地侵犯了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的主权，将给陆军总司令部带来新的困难。然而，出乎预料之外，人们很快接受了希特勒的安排。早在3月13日，总参谋长就记录了“瓦格纳与海德里希关干警察问题的谈话”，并于第二天，在统帅部指令的开头，增加了“巴巴罗萨的特别安排”的话，却没有加任何注释，几天以后，在上文提到的那次形势讨论会结束时，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及陆军总参谋部军官们就他对东线“后方地域”的意图发表了一次粗狂的讲话，面对陆军将领们来说，却加强了他们以一切可能限制党卫队领袖及其机关活动的意志。在作战区域的特殊条件下，陆军总司令部及其前线指挥官的这种可能性是大量的，比如封锁公路或扣留燃料等权利。

在这种精神驱使下，一贯赞成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拥有绝对指挥权的瓦格纳将军，与海德希希进行了一次必要的谈话。而海德里希肯定对此早有考虑，对“特别任务”的真正性质没有透露半句。此后拟制的、经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审阅的命令草稿，即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怀疑。也不会使人提出疑义。其全文如下：

秘密

1941年3月26日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监在部队之外实施特别安全警务任务，需要在作战区域内增设保安警察特遗队。征得保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的同意，在作战区域里，对保安警察和保安局的使用特作如下安排：1、任务a）在集团军后方地域：

作战开始前，确保固定目标（物资、档案、德国或敌国组织、部队、集团的卡片等，特别是重要人物：流亡政治领袖、破坏者、恐怖主义者等）的安全。在由于增派特遗队可能使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干扰的下属区域内，集团军司令可不予以增设。b）陆军后方地区：研究和对付故国非军队实施的敌对行动，以及向陆军后方地域司令通报一般政治形势。1937　年1　月1　日与帝国国防部谍报处共同拟制的“国家秘密警察和国防军谍报机关之间的合作原则”的基本精神，也适合于与谍报军官或谍报机关的合作。2、特遗队与集团军后方地域军事指挥当局之间的合作。保安警察特遗队在自己负责范围内执行任务。在行军、补给宿营等方面隶属于集团军，在惩戒法律方面由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局长官处理，集团军无需过问。在专业方面他们执行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指示。在某些活动受到集团军规定的限制时，应服从集团军安排。

为对这些特遣队实施统一领导，应在每一集团军地域内，委任一名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代理人。他有义务将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特遗队长官下达的指示及时通知集团军司令。为避免干扰作战正常进行。集团军司令有权向代理人下达有关指示；这种指示压倒一切指示。

代理人要经常与敌情军官紧密配合。代理人可按指挥当局的要求，派一名联络官员与敌情军官保持联系。敌情军官需将特遣队的任务同军事谍报、战地秘密警察的活动和作战协调起来。

特遣队有权庄其职责范围内，对当地居民采取行政措施。在此方面，应与谋报机构实施最密切的合作。可能会对作战发生影响的措施需经集团军司令批准。3、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与陆军后方地域司令之间的合作。4、特遣队、特别行动队、特别行动组和战地秘密警察的权限。在部队内部的政治谋报任务和直接保护部队的任务，是唯一由战地秘密警察担负的任务。全部此类事务，特遣队、立即交给战地秘密警察处理，反之，一切属特遣队任务范围的事情，战地秘密警察要毫不迟疑地交给特遣队、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处理。此外，1937　年1　月1　日的协议有效。

代理人签字

不久，“保安警察特别行动组”在这个协议的俺护下，在东方战局开始不久，便按照希特勒向希姆莱下达的秘密指令，在东线后方地域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犹太人。对这一点。参加会商和拟制命令的军官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

早在1941年3月30日举行的约200—250名高级军官——主要是三军即将担任东方战局的高级指挥官及其最亲密的同僚一一参加的会议上，希特勒在民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就公开提出了违法的要求。按希特勒的本意，同1939　年8　月22　日波兰战局和11　月23　日西方战局前夕的“动员”一样，即向高级将领及其高级参谋助手们，就即将来临的东方战局，灌输他的观点，要求全体与会者，应将东方战局作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由于无法改变的“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别，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言词尖刻，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十分紧张。只有两次起立打破了场上的寂静——一次是当希特勒从后门走上讲台时，一次是当他离开会场时。

在这次讲话中，希特勒还宣布了“政治委员命令”，颁布了在“巴已罗萨”地区实施审判权的法令，简称为“巴巴罗萨命令”。希特勒在讲话的一开始就提出一条方针：苏俄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不管是部队的还是地方的，一律是罪犯。因此，既不能把他们当成不人看待，也不能当成战犯处理。如果他们被俘，应将他们转交保安局的特别行动组处理；如果条件不容许，当地部队可将其就地处决，对另一道命令，希特勒早在3　月3　日所提出的要求叫就作了解释。他要求军事法庭对待部队要采取双重原则，德国士兵有侵犯“敌国居民”行为时，不应严格按军事惩处法和纪律条令处理；相反“敌国居民任何侵犯国防军的行为”都要以最严厉手段，其中包括立即处决来加以惩处，而不受军事法庭的起诉。希特勒的这些指令，基本上就是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判决，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犯罪”等同，特别指出了红军在进犯波兰、巴尔干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时，政治委员和干部所犯下的残无人道的暴行。在这一基础上，他反复强调，试图让他的听众相信，对俄作战绝不能以军人的侠义精神进行，军人情谊的“过时观念”已不适用；这是一种特殊战斗，不仅要打垮红军，而且要把共产主义永远从地球上根除。

据后来传说，当希特勒离开会场后，他的讲话引起了某些与会者的抗议和强烈反响。然而，据我的观察或当时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譬如，陆军总参谋长详细记录了会议的过程，但对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他只记道：“将领们必须有自我牺牲精神，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两句话的旁边还注有“陆军总司令命令”的字样。紧接着上面的话记有“上午：共进早餐——，下午：在元首处会商”从下面的记录可以知道，这两次活动是在陆军集团军群司令和个别下一级将领的小范围内举行的，只听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古德里安的由于哈尔德对尔后的会商，只用了一句话即“没有新东西”来表示，因此可以断定，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讨论希特勒在上午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陆军高级军官们的这种保留态度，也许决定了陆军的大多数人不会照希特勒的每一句话去办；另一些人可能会低估他的企图的全部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可以先看上司的反应如何再说。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简明扼要地解释说：“在这次会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他应当这样说：他对人们对希特勒计划的反应和异议一无所知。凯特尔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即他身为统帅部参谋长，没有参与将希特勒的要求变成命令、从而将其赋予一种固定形式的活动。然而，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的表现。在巴尔干战局，在夺取克里特岛行动中，在赫斯出走以及“伸斯麦”号战列舰沉没，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凯特尔还是约德尔，都一反常态，对希特勒百依百硕，尽阿谀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5　个多星期之后，陆军总司令部终于5　月6　日呈递了一份文件，推动了事态的发展。这份题为“陆军总司令派出的特别用途的将军”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陆军总司令签字，“报统帅部参谋长，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将军亲启”。这份命令草稿是作为“关于处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以及为统一实施1941　年3　月31　日下达的任务的方针”。在“集团军地域”一段里写道：

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领导（政治委员）是。。部队安全和被占领国安定的极大危险。。

他们一旦被部队抓俘，可由他处转交部队，都要将其送交一名具有惩戒权的军官。该军官需与另外两名军人（军官或士官）确认，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国家政治权力代表或领导（政治委员）。其政治身份一经证实，枪决并立即执行。

部队的政治领导（政治委员）属于政治干部。及时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剔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可能作为战俘，继续在后方从事鼓动宣传。尽可能先将他们押在俘虏集合处，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将他们干掉。行政管理机构和党内的政治委员，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为他们可使部队凝聚到一起。经济和技术企业的政治领导，如果他们采取对抗德国国防军的行动，也顷予以逮习捕。

应禁止将被逮捕的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政治委员遣送后方的作法。。”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清楚的说明，尽管这位运用于特别领域的将军不隶属于他，而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但由于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义，他也不在其外。在5　月6　日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几句话：

“特别用途将军米勒及其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a）要以元首最近时将军们的讲话精神命令部队在东方战局中，部队必须在这场世界观的斗争中，英勇奋战。b）审判权问题。。”

收到陆军总司令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到迄今为止，陆军总司令只是用书面形式，将早已忘怀的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在少数高级军官的小范围内传阅。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具体的“实施规定”，对部队下达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当的、但又谨慎小心的措词、在陆军总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写道：

有无必要发布这种形式的法令，育待考虑。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统帅部参谋长提交报告？

国防处有关工作组（军需组），以这一批语作为自己考虑方案的基础，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打破“业务程序”擅自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芦案、与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进行比较，并注上相应批语，转呈收件人（凯特尔）。瓦利蒙特未将收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军需纽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禁止这种命令的下发，基于这种企图，当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国防军司法处进一步处理。司法处参与了该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门提出的法律上的论据比自己的见解，更能使统帅部参谋长信服。结果：电话通知司法处长勒曼博士，凯特尔禁止使用这个材料，并于5　月9　日将陆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退还国防处。2、国防处长与陆军总军需长瓦格纳将军——他前不久曾受陆军总司令的委托与海德里希进行过磋商——进行秘密会商，看是否有可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结果：遭到瓦格纳的坚决回绝。其理由是，正是由于与海德里希谈话后，才感到有绝对必要向希特勒呈送这样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这样作，希特勒就会向前线派遣“保安警察”，并借此力量贯彻他的意志。瓦格纳补充说，为避免出现骚乱和不法行为，陆军总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维护纪律的命令”准备下发到陆军最基层的分队。面对这种情况，瓦格纳只得向国防处长紧急建议，“不要再插手此事”

3、对当时已被国防处所知晓的“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向希特勒呈递的“第3　号备忘录”进行分析利用。罗森贝格作为即将走马上任的“东方部长”，在备忘录里指出，在占领区年，地方政治委员和干部在进行行政管理建设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较高和最高级”的干部，才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尽管统帅部和国防处没有参加与东方的行政管理建设，但当瓦利蒙特从瓦格纳那里得到对陆军前线地区令人放心的担保之后，认为，发展罗森贝格的想法是反对国防军迫害非军事政治委员和干部的极好手段。经过一周之久的调查和多方权衡，认为反对实施政治委员命令已有

足够保证之后，国防处长遂于5　月12　日，提出了一份“报告摘记”。摘记开头写道：“Ⅰ、陆军总司令部对方针呈报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为附件附上。”在简述了陆军总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防处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如下：

Ⅱ、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的第3　号备忘录认为，只有较高和最高级干部才应除掉。因为，国家，地区的和经济干部在被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应要求元首作出抉择，其原则应具有权威性。

对第Ⅱ点国防处建议如下：1、对于对抗国防军的干部。。可作为游击队员加以处决。2、对于没有敌对行动的干部，可暂不触动。。只有当向该国深远纵深突击时，才有可能决定，能否将尚存的干部留在原地，还是应移交给特别行动队，否则无法进行移交。3、军队干部应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处理。这些干部不作俘虏对待，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处决，绝不能向后方遣送。”

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陆军总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凯特尔，而是送交约德尔。他认为，约德尔会对此给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他订先指出，“报告摘记”不是什么命令草案，只是对事实情况一种简短概述，对上司的意见尽可能地影响。另外，在这里还要指出，在那种条件下，进行公开对抗。除了只能成为殉葬品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因此，对希特勒这样的命令只能从内容和措词上极力进行破坏。此时此刻，国防处长瓦利蒙特象前线的指挥官一样，除了时不时地上报一批处一决政治委员的数字外，别无他法。其实，他们既没有统计，也没有进行筛选，更谈不到处决。军官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脸面”，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心。国防处长将报告记录呈报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之后，便暂时脱离了此事。据我回忆，约德尔亲笔在提案上写的批语，直到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才为人们所知，这些批语是：“必须再次向元首报告（5　月13　日）”，以及“我们必须顾及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行动，最好将整个行动作为报复来安排”（注：在审判中，约德尔大将交待：“我是想。。利用这些批注，向凯特尔元帅指出一条或许能回避。。这。。命令。。的途径。。，我认为，必须看一看实际中，政治委员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计的那样；如果确实如此，就可以进行镇压。”据作者回忆所及，这份报告记录直到战后才在组伦堡法庭上公诸于世，但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的谈话，时至今日还未为人们所知晓。

国防处长“旧业重操”，再次处理这项工作是5　月底开始的。当时他在巴黎参加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返回在萨尔茨堡火车站“阿特拉斯”号特别列车的办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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